从成都到硅谷，华人科学家李飞飞的美国之路-ag凯发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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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飞

撰文 | 陈屹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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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飞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第一位红杉教授，同时为斯坦福大学人类中心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丹宁家族联席主任。曾担任google副总裁，google cloud ai/ml首席科学家。

2020年2月，李飞飞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当选的七位华人成员中，她是唯一的女科学家；同年5月，担任twitter公司董事会新独立董事；10月，当选为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

作为硅谷高科技领域的华裔精英，她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之外，更来自她自身的生命力。在2001年7月31日，作者在美国东海岸新泽西李飞飞的父母家中，采访了忙碌中的李飞飞。

我们能从20年前李飞飞那段充满理想与梦想境地的生命轨迹里看到痕迹：

李飞飞1988年到1992年，读书于中国成都第七中学，1992年9月，进入美国东海岸的一所中学读书。李飞飞11年级才从中国进入美国高中，在语言文化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情况下，800满分的sat英文部分，大概只有600多分，而她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考入名校学业优异的华裔学生比比皆是。但是，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以综合能力同时获得两项最高奖学金的学生实属不易，然而毕业时，毅然放弃高薪高职，选择只身一人赴西藏体验冒险，与牧民同吃/同住/共甘苦的女孩子，更加罕见。

采访离别前的抓拍-2001年7月31日

李飞飞为什么能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级华裔顶尖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陈屹视线：16岁来美国时，你生活中的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李飞飞：我就好像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原本在它的故土上结成叶子，开出花朵，可是，一下子被拔起，然后，硬被搬到另一片土地上，当时 “连根拔” 的挣扎，就是我初到美国时的震撼。

陈屹视线：在美国，你已经生活了十几年，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李飞飞：我当然是中国人，你知道吗？说来你可别见笑。很小的时候，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去领诺贝尔奖的话，我一定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去领奖。即使是梦？梦总是可以让人做一做。对于是否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是，对于我个人的认同感，我是一个中国人。

陈屹视线：你到美国时，正好是高中二年级的年龄，讲讲当时你所面对的中西文化冲击？

李飞飞：对任何那段年龄来美国留学的孩子，中西文化中的差异，是最大的冲击。我刚来的时候，父亲做着非常辛苦的工作。我的英文一点都不行，所以，开始就上了esl英文补习班。美国高中里，读书内容与国内非常不一样， 感觉当然也非常不一样。 

来之前，我在成都省重点七中，同学都是选拔进去的。国内的教育很规范化，一班六十几位学生，大家一起呆上几年，上同样的学校，同样的课程，大家都享有同样的梦，老师留的作业，学生之要奋斗的目标也都一样。作为学生，我们成为数字统计中的其中一个符号。每一个重点中学都有百分之几的升学比率，你就属于比率中的一部分。可是，这些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

实际上，自己一下子面对的美国，与在国内电影里看到的，自己想象中的资本主义，距离巨大。也许我一下子就住入美国郊区，周围根本没有摩天大楼，什么别人说的宝马，奔驰满地跑，在哪里啊？

陈屹视线： 讲讲你的高中文化？

李飞飞：美国的高中文化与国内完全不一样。更具体来说，美国的高中里，充满活力，每个人有自己自由的选择。第一次来到校园，听说我可以选课，真吓了一跳。比如：画画， 我从小就喜好，国内上高中时，就没有美术课了。因为可以选择高级美术课，我非常惊喜。课程选择灵活。这是指教育部分，然而，谈到与老师的关系，我们都是诚惶诚恐的。 

可是，这里的学生对着老师，或者不满学校的行为时，张口闭口就说：“他们是我父母税前雇佣来，教我的人。”美国孩子的整个思维方式与我们国内孩子的想法，好象是反的。提到我不会英文的尴尬，我的英文实在太差，几乎什么也不懂， 最开始上洗手间前，都要看一下是男的进去，还是女的进去，真怕出笑话。

李飞飞早年照片

陈屹视线：像你来读中学的孩子，除了上面所说的外，还要面对其他什么问题？

李飞飞：那就是交友， 那时我非常孤独。想想当你面对16、17岁的孩子，他们本身并不知道如何与完全不同文化的同龄人交往，再加上我们的语言不通。我们中国孩子还是比较在意学习，所以看上去很书呆子。美国同学很重视他们的课外活动。第一年，由于自己语言的严重障碍，你想参加什么，也都参加不了，与校园文化格格不入，与同学的关系，也容不进去。

陈屹视线：能理解，美国的真实情况，是来之前，无法想象出来的。16岁来美国， 你生活中的最大震撼是什么？

李飞飞：震撼？我就好象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原本在它的故土上结成叶子，开出花朵，可是，一下子被拔起，然后，硬被搬到另一片土地上，当时 “连根拔” 的挣扎，就是我初到美国时的震撼。

陈屹视线：国内有许多像你这样年龄要出来留学的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情况又会怎样？

李飞飞：因人而异。正如英文所说：swim or sink. 中文意思是 “游上来或者淹没下去。” 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坚强，有目标，有抱负，我觉得会承受这种压力和震撼，从生活的冲击中走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会非常迷失自己，会很失落，因为文化冲击太大，他们没有办法自我把握。

陈屹视线：父母在身边， 能起到什么作用？

李飞飞：我的父母虽然在身边，却不得不忙于奔波生计，这是许多第一代移民初来时的艰辛、他们四十几岁来，没有美国的学位，没有语言的能力，但他们很努力。如果说，父母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给我带来了自尊，自强，自力的精神。谈到 “自尊”，我觉得自尊非常重要，小的时候我们谈 “自尊”，是个体的自尊，到了成年人，“自尊” 成为不要给亲戚或者社会的负担，在海外，我们还有更深一层的 “自尊”，它是最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当然，有父母在身边，感到温馨多了， 精神上的鼓励也很大。

童年李飞飞与父母

陈屹视线：我觉得，你非常强调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信念， 能再详细谈谈吗？

李飞飞：我的行为不能只代表我自己，尽管美国是非常讲究个体文化的社会。我毕竟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第一年，我就坚持给中国的中外少年杂志撰稿， 这是国内的一本杂志。可能听起来比较假？ 但是，这真是支持初来上高中时的几年下来的信念：我是一个中国孩子，我的行为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 

我想告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是一个 “北京来的男孩在高中校园里被白人孩子殴打” 的事件，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对自己说：“自尊，要为中国人争气。” 

是我来美国的第二年，学校课间，一位白人男孩无理地欺负一位刚从北京来的女孩，因为是新移民，英文说不好。校园里出现这样的状况时，一位也是从北京来的男同学，实在看不过去，毅然挺身而出，保护着身边这位无辜受欺负的同胞。中国男孩的个子，比这位人高马大的白人学生，矮小不少，中国孩子刚出来提出抗议，即刻就被这位无理取闹的美国学生，一脚踢倒在地，跟着，他就开始又打，又踢。

当时，看热闹的同学很多，竟然没有一个学生上前阻拦，后来，也是一个刚从国外来的，连英文也说不清楚的中国男孩劝了一下架，但是，他的势力实在单薄，当时我也在人群里，急得想做些什么，我在拼命地喊，可是周围的美国学生，无动于衷，整个气氛让你感到无助的绝望，可怜的那位中国男孩，倒在地上，被对方没轻没重地攻击。事件发生后，我一直积极参与这次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站出来，向校方打抱不平。整个审理过程，只有一位美国老师非常公正，其他大部分美国学生，作为证人，态度处理得非常隐讳。

换言之，尽量把事件的严重性，压了下去。结果，这个中国孩子，受到严重脑震荡，虽然最后得到了一些华人社区为他争取到的救助。但是，中国 孩子的家人，本身是新移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一知半解，加上语言不通，这么严重的事件，那位打人的学生，校方只是罚他三天不能来校上课，就这样， 不了了之地打发了。 

但是，真正不公平的是，一年以后，同样是那位白人男孩子， 把另外一个白人男孩子，推到花坛子里，就这么一个推，这个白人学生，即刻被学校开除，而前一件事情呢？给中国孩子身心健康，造成这么严重灾难，对美国同学，美国学校的处理方式，可谓天壤之别。

我当然很生气， 别人可以说，类似事件，可不是天天都发生，可是，人生遇到一次，已经太多太多啦。我本人，没有遇到如此残酷的遭遇，但是，那些被人背后讥笑， 讥笑你不会说英文，讥笑你说话都说不清楚的感受，也很别扭。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英文为第二语言，非母语语言）班上的孩子，都是新到美国的移民， 即使同是中国背景的家庭 ?那些从小出生在美国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裔子女），是不会主动找我们来的，他们不仅不喜欢esl班上的孩子， 而且，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认同感，所以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打过交道。

陈屹视线：听你这样讲，感觉作为初来的小留学生，日子不是很容易， 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李飞飞：国内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数理化基础教育，当时我手里握着一本中英，英中字典到处乱跑。记得生物课是我最痛苦的一门课程，因为专业名词实在太多，课本 中的每一页，至少都是几十个单词。我只是面对每天的压力，也没有多想什么未来会如何？可能在语言里，我没有明显要说：我要克服， 我要胜利。但是，自强，自尊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们不光是来自个体意义上，而且也兼容进总体意思上。  努力和收获，相信它一定会成为正比的结果。

陈屹视线：在美国，你已经生活了近十年，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李飞飞：我当然是中国人，你知道吗？说来你可别见笑。很小的时候，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去领诺贝尔奖的话，我一定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去领奖。是梦吗？梦总是可以让人做一做。对于是否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 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是，对于我个人的认同感，我是一个中国人。 

陈屹视线：在美国，很少人像你这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特别是第二代以后的移民，他们都感觉到难以名状的迷失？也就是所谓的 “中不中，洋不洋”。

李飞飞：我应该比老一辈的人，更加理解他们，即使不与他们认同。对于我，我高兴已经给自己找到了答案。

李飞飞早年报道

陈屹视线：你一直生活在中西文化之间， 那么可以谈谈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 各给你带来的优势和劣势？

李飞飞：我不认为应该把各方的优势或者劣势，单独来谈。我觉得我的优势，恰恰在我经历了两种文化后而获得的。我的劣势也是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而丢舍不去的。我的优势， 可以是：比大多数同龄人，多走了一条路，多接触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多了一个层面，审视自己。比如：“民族自尊心” 的话题。来之前，与大部分中国人，理解差不多。

第一，仇恨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第二， 五星国旗在任何地方升起， 就会觉得是民族的振兴，第三对有色民族的偏见。我觉得，这是从我过去文化中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当自己也作为一个有色人种，被人家审视过，歧视过，也被许多其他族裔中的好人帮助过，原来的一些世界观，就像一扇窗户被打开了。让自己把简单，或者狭隘的民族的理念，放到一个更大的内容里去审视。

再举个例子：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第二年，1997年，正是南京大屠杀的60周年，我当时，就组织了普林斯顿七八个本科生，和我一起，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演讲，报告，交流。整个会议，有来自全世界300多位学者参加。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作为中国人，我不能让世界忘记这段历史，尤其这段浩劫对中国人的创伤。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和讨论演讲报告，我们花了数年再整理编辑，我们自己的书，2001年就要出版了。 

对于还没有抚平的历史创伤，作为中国人，我们内心充满激情和义愤。但是，这个会议最重要的信念，不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单独民族之间的问题，而是人类本身的犯罪。把这个事件，引申到人类的角度，是一个人类历史问题的澄清。我经历了两种文化，这扇窗户打开了。我自己站到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环境。

说到西方文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人性的关注。总的来说，在我去与人打交的时候，在微小的事情处理之时，我会更会关照人本身的精神世界， 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陈屹视线：讲讲你入学面试的经历，多少年后，还能记住的东西？

李飞飞：能让我记住的东西，我想是我发自肺腑的激情。当时，面试的主考官问我未来想做什么？我从小热爱大自然，经历了两种文化后，科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东西方的科学，实际上都凝聚了许多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而我有这个能力和条件，比更多的人去理解和了解这两种文化下，而产生出来的科学制度。我竭诚去做桥梁， 我想从事生命科学。许多东西文化，不可能同化，但是他们可以彼此借鉴。

我是搞科学的，它不是一幅画面可以解释清的，现代的理念，应该是哲学方面的一种进步。东方的科学哲学，一直是一种很宏观的，比如说：中医，藏医，印度医学，实际上都是把宇宙，看成宏观的整体，看成一种平衡。比如阴阳的平衡，藏医那种各个成分的平衡，对个体和环境非常重视， 生命科学，给人治病的话，它是大宇宙给人的一种协调。

反过来谈西方哲学，它是一种所谓的 reductionism（还原主义）,它相信世界作为最小的particle（基本粒子）,  作为搭起的block（基石）， 而产生的。西方近两三百年的科学把这种哲学，推向了非常高的高峰，生命医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把人不断的分解，从人的组织，到细胞， 到dna，从细菌到病毒，总是从宏观走向微观的。研究人的生命的，我觉得，双方都有局限，就是说：微观西方很无视环境与人的协调，这也是西方开始逐渐重视和研究的问题。而东方哲学中，就缺少了西方科学的精细。

为什么中医治慢性病比治急性病好，因为慢性病需要协调，而急性病需要来自高科学的pin point， 这正是东方医学里的缺陷。当然，这只是最泛泛的感想，科学本身，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严谨的。这也是科学的美所在。

陈屹视线：你父亲曾经跟我讲，申请普大的时候，面试官见你了两个小时，当时他在外面等，愈等愈觉得有希望？

李飞飞：那是我父亲自己觉得的，走出面试场，我是怀着极其的平常心，毕竟我来得太晚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高中毕业时，我只报了麻省理工学院，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结果都被录取了，因为我很喜欢人文科目综合的大学，所以普林斯顿大学是我的首选。当时我选的主科是物理。

陈屹视线：为什么要读物理？

李飞飞：我相信物理在西方的科学和哲学里边，是最高的一门学科。因为物理训练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它凝聚了西方科学最高深的创造性， 它是最美的一门学科。我知道我自己要走生命科学的路，所以我走了一条非传统的路。很多人，如果要从事生命科学，都要先选择生物专业，而我需要一种不同的路，来激发我的想象力。

陈屹视线：这些想法来自何方？

李飞飞：有导师的因素，我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他们待我很好。但是，具体要做什么？怎么做，是已经注入到心底的坚定信念。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站立于两个文化之间的优势——它给了我一种审视世界的特殊视角。

李飞飞毕业照

陈屹视线：第一次回中国，是什么时候？

李飞飞：95年第一次，98第二次，1999年到2000年，在西藏又住了一整年。出来后，第一次终于可以回国了，我可高兴残了，所以我连重要的高中毕业典礼都没有兴趣参加，更不要说，毕业时，似乎美国孩子整个学生时代都在做准备的高中毕业舞会了。我如此归心似箭，飞机刚一落地，我感觉都可以趴在地上，去吻这片土地。

我想我还是很中国的，儿不嫌母穷。但是，思维的方式，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拉开距离。在世界观方面，他们对美国的概念，是一个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金钱，物质的社会，还有好莱坞的美女和卖当劳的花花世界。但是对我来说，西方世界已经真实得多了。 

我经历了什么叫美国之路。那几年经历的艰辛， 是我同龄的朋友没有经历过， 而且也没有机会经历的艰难。在人生这个阶段上， 我发现自己跨越了许多。我上美国四年时，他们已经上大学了，因为中国高中仅上三年。

98年的返乡，所感觉到的差距更大了，在美国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几年来，都在为着目标努力。国内的同学，上了大学后，目标反而变得茫然，尽管在国内的许多朋友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们一直在准备gre，托福，他们也要出国。多少年后，有的陆续出来了，但是出来后的心情，跟我当初是不一样的。

对于他们的出国目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投资加投机，对我来说，是对生活的改变，概念完全不同。他们之中来了后，有失望的，比如，有人认为谁出来都以为可以到这里做生意，到美国捞一把，但是渐渐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当然，我想，对美国的盲点，与市场上的媒体宣传有关。

陈屹视线：你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又去了西藏，讲讲大学毕业阶段的心路历程？

李飞飞：大学毕业时，我们都可以选择两条路。99年大学毕业，美国工作市场整个是个牛市， 从普林斯顿大学出来，不是我找工作，是工作等我， 尽管都是高薪的起点，尽管就业机会非常乐观，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心中的信念，我觉得，我的路不是常人走的路。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工作，不是一份功成名就的工作，不是仅仅为了到华尔街一坐，咨询一干，拿上个美元六位数字，也不是光是为了再挣个博士学位，让我马上从一个名校走进另一所名校，从一个实验室，移进另一个实验室。我生命中，有一种很 “野” 的东西。我一直想去尝试，去探索东西哲学和科学中的奥妙，去做东西文化的桥梁，这个内容在科学里非常marginal。

在西藏

陈屹视线：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西藏呢？

李飞飞：实际上，我去西藏，（也可去印度，但是，去印度的经费比去西藏的经费多得多）是去寻求东方哲学的精髓。我想再强调，文化于我没有优劣之分，佛教的哲学与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对我充满了诱惑。普林斯顿每一年给学生一个奖，叫 martin dale1953 fellowship,  这个奖给全校唯一的一位学生，学校要求申请人，自己写一个提要，去探索世界上任何领域都可以， 但是，这个计划必须是不能与任何存在的项目有关联的，必须是你自己亲自设计，亲自完成。

当时那届学生，有1200多位竞争对象，我的课题是 “藏医药学和西医学上的医理比较”，经过两轮的面试，答辩，我拿到这份奖学金。

我去西藏的费用时报实效，当然有费用的顶限。自己就是这样去西藏的，之前没有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人知晓我是谁。真的就是立下恒心，带着自己的研究大纲，背着书包，行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与西藏之间，也没有任何对话，它就是把钱给你，命运握在你的手中，后面的路，自己选择，自己走完。 闯西藏真是我人生永生难忘的经历啊！

陈屹视线：西藏之行，你最大的感受，感动，困难是什么？

李飞飞：困难？申请项目前，就是困难，是自己一步一步，从一张白纸规划起，自己直接与西藏医药界联系，自己设计出来研究方案，可行性，以及资金的使用计划。

到了西藏后，就下牧场，该做什么，就去做，多苦，多累，多难，甚至多怕，也要去做，一天一步，就这样，走了一年的路。正好，2000年，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西藏拉萨举行，自己赶上了，并且有幸把这份报告交到大会上宣读。

陈屹视线：我看了你在西藏时，做的一些随笔手迹，其中一段，你还谈到了  “死亡”。

李飞飞：是的，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是这样记录下来的：西藏的山水很多都被这个充满灵性的民族赋予了生命与爱情。比如闻名于世的神山冈任波齐和他的妻子圣水玛旁雍错。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深信羊卓雍错所依恋的臂弯，就是她的爱人冈巴拉。而正是她这位忠诚的爱人，让我体会了一次恐惧之后对美的胆颤心惊和彻底折服。

雄悍的冈巴拉属于喜马拉雅山系的中段，位于山南境内。我们的桑塔纳被他毫无商量的拉上了海拔近六千米的高峰。沿着盘山的土路在冈巴拉的脊梁上行驶，我几乎没有勇气去正眼望一望脚下的景色。悬崖与峭壁就在我们的车轮下滚滚而过，留下一路连绵不断的山谷和冈巴拉无声的威严。

我无法控制地想到了死，仿佛与我咫尺的山崖也是死神的召唤。我甚至想到了来生的选择，也许我会化做一只雄鹰，盘旋在喜马拉雅的山峰之中，鸟瞰神山圣水彼此不为人知的秘密。冈巴拉的山顶大雪纷飞，使伫立在山顶草坡上的牦牛分外醒目......

未能完全平息刚才的恐惧，我已来到了羊卓雍错的身旁。我从没想到带着对死亡的恐惧来感受美时，人的身心是怎样一种震撼。四周寂静无人，只有一队牦牛缓缓的沿着羊湖行进。我突然很嫉妒它们，嫉妒它们与羊湖那不可言喻的和谐。

而我，只是一个永远无法融于它们的匆匆过客.....

我再一次看到我的灵魂唱着歌，微笑着向湖心走去，好似投入母亲的怀抱......  

我最终决定把牛头带走。我内疚得认 识到自己的自私，但是我不知道羊湖与那仙逝的牛是否能原谅我的动机。

我将漂流四方，我也将背井离乡，也许回归这个概念将对我是永远的奢侈。

于是我想带着这个属于羊湖的牛头，带着我对羊湖不尽的怀念和不变的向往，带着我灵魂深处不可言喻的渴望，浪迹天涯。

陈屹视线：你这段内容，我读了好几遍，今天再亲耳聆听你亲自读了一遍， 每次我的心都在发颤，谢谢能给我们分享你的经历。那么，回到美国教育话题，美国教育对你整个人生的影响是什么？

李飞飞：美国教育给你的是思考，美国教育鼓励创造性思维，中国的教育相对来说，让所有的孩子走一样的路，所有的考试，包括作文，都有标准答案，在这种思维引导下，孩子不由自主地限制起自己的思维方式，走进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  

到了美国也发现， 美国教育有它的弱点，它的基础教育不踏实， 思维方式，对孩子太强调乐趣，所以，如果把孩子放在教室里，进行严格的训练，这是他们不接受的。听说美国私立学校，这方面要严格得多。

我想提一点， 在中学里并不明显，可是，进了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发现美国大部分学生自身的能力也非常出类拔萃，真不知道这些美国孩子都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确实打开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人生的大世界。还有庆幸的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老师，应该是世界级最顶尖的大学教授们。当然，普大象美国其他贵族学校一样，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非常优越的家庭。

陈屹视线：大学期间，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李飞飞：每一年我都利用暑假去科学实验室， 第一年在罗格斯大学， 第二年去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第三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每次到实验室工作前的申请资格，全部都要自己来做，公平竞争的。申请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训练和调整，都要有面试，也是我接受挑战，竞争的一步一步的积累，我不仅学到许多新的知识，而且，我还挣到钱呢。

前期的扎实经历，让我在去西藏的时候，有了充分的自信，知道我怎么做科研，知道自己能够达到什么目标，我在有意识培养自己成为一个领导者（leader）， 做科和做领导完全不一样的素质，我不仅要在科研室，具备比较敏锐的思维方式，而且，我要去组织很多人一起为一个目标而奋斗。 

我知道如果我有了我的实验室，是要面对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大二时，组织的 “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的报告会议”，让我实习了许多做领导的能力，从设计，到联系人，到自筹资金，十个月里，我们募集到三万五千美元的资金， 这是我人生中，施展领导能力方面的一次演习。

陈屹视线：普林斯顿大学，被评为美国2000年的第一名学府， 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你什么？

李飞飞：你看到有才华的孩子太多了，从他们的成就中，你领悟到，当你决定要做事的时候，就去努力，去尝试，不要怕输。另外，我个人不赞同用每年的排行榜来评价一所学校，更不用说来评价某一个学生了。

陈屹视线：中国人之间常说，中国孩子特别优秀？

李飞飞：实际上，美国孩子一样优秀，进入美国最优秀的校园里，没有国际的分别，因为我相信，人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在美国读公立学校的中国孩子，基本上也是从大陆本身最好的中学来的，把最好的中国中学生与美国大众学生比较，公平吗？如果把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群群小天才带到中国去，他们也一样是最优秀的。

我现在读的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千人的学生，虽然学府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都是来自世界各国最优秀的人才。中国教育比较重视数理化。但是，我觉得优秀，不能仅仅是对数理化方面的发挥，美国孩子对社会关注，其他国家的孩子，对文学很精辟的见解，这些能力，也都很重要，综合的能力，是许多中国孩子到了美国社会上，比较之下，发现欠缺的。

陈屹视线：这里有父母本身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同有关吗？

李飞飞：中美父母教育，不一样。拿美国孩子在讨论问题上， 与中国孩子有何区别举例：美国孩子，性格相对挑战性，而我们要听长辈的话，而他们从小听到父母说：

“表达你自己。努力表达自己要表达的东西。” 我父母给我的教育，也是我非常感激的地方。他们并不传统，而是用心培养我的独立思维能力， 创造性。我父母，不鼓励我 “墨守陈规”。

我觉得做中国孩子很苦， 考不好考试，会挨父母骂。我父母也管我，比如他们非常关心我组织的南京大屠杀会议，当时我们募集集资，募集得很苦，他们一直关心我。

我父母每一步都关心我，这样繁杂的事物性工作，肯定影响我学习，而且，那一年的学习成绩，有一门得了a－。但是，我父母什么都没有说。换了大多数中国父母，会不会是一样态度？

还有就是我只身一人要去西藏，对于我一个独女，父母的担心，可想而知。但是，我要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路， 他们理解，即使心里不愿意，也没有来阻止我。交男朋友问题，我父母也很开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一直都很信任。

陈屹视线：关于小留学生的年龄问题，作为过来人，你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李飞飞：先举个例子，对美国很多高中生，高中毕业舞会，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之一，我没有去参加，不仅是因为当时我要回中国家乡看看，更重要的，我就是一个插班生，在一些美国文化里，我是脱节的。

由于自己的信念，我可以掌握权衡自己，但是，不是所有小留学生都可以面对的。甚至当他们失落后，就会180度转弯，抵触所有中国的文化。比如：远离中国朋友，拒绝说中国话。人只有大自卑才有大反叛，我觉得那是一种找不到 “北” 的迷失。我不得不一再说明，小孩子刚来这里， 冲击确实太大，孩子成长阶段，如果身心还不 成熟，在他们竭力想找到认同感的时候，就需要被他人认同， 

如果他自身没有自信和判断能力的话，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为了被认同，而失落自己。记得当时的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中国孩子，我不怕自己的背景，而且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让我周围，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陈屹视线：我还是想问，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国内都是独生子女， 只身来美国留学，父母应该担心吗？

李飞飞：完全应该担心。如果父母信任孩子的能力，孩子可以出来，如果路走好的话，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具有前途的路。即使今后不在美国留下生存，把这种精神带回到国内，也是非常好的素质培养路上的，综合财富。但是，对于有些孩子，如果你知道他的性格脆弱，那么真的要很担心。 

陈屹视线：在你的生活中，有几个转折点？

李飞飞：十二岁，爸爸先到美国去了，我自己开始独立，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读很多书，特别是世界名著，我不可能经历许多故事，但是，世界名著里的故事，对我 的经历，就是一种积累，使我萌发了很多可以思考和把握的信念。以至于到美国受到巨大冲击后，可以应付，用综合的中西文化应付。

还有，读书给我了寄托，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我需要书本的充实。如果我不读书，我只能去一味追求同学的认同。也许我会变的美国同学要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因为我心里会没有一个抓住我的东西。

我认为到美国来，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的生活，我们是相对比较好的，到了美国，17岁开始在中餐馆打工，包外卖，接电话，我看到了国内同龄人看不到的一层人，其中有从福建偷渡过来的师傅们， 那种艰辛，但是还自得其乐。从某种意义上，我很感动他们没有很高的理想信念，但是却非常朴实，踏实，为了还债，为了子女上学， 就这样做啊，做啊！

国内的生活很浮躁，尤其是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城市的小孩子受到这样的冲击，不仅很震撼， 生命中最基本的朴实，愈来愈少了。

其他的几次转折点，上普林斯顿大学，组织世界 “南京大屠杀会议” 学术报告会，然后只身一人闯西藏。

我一直要走科学的路，同时对自然充满好奇。我竟然发现，自己好象走上了一个 “五四青年” 的路，我不能只当一位在实验室的科学工作者，我要做一个有文化信念、对社会关注、对人类赋予使命，作个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陈屹视线：你在美国奋斗，尽管都是华裔，你与美国长大的abc有何不同？

李飞飞：在美国长大的abc，他们与我的区别，我想他们更懂美国文化，但是，大多数少了我们新移民走的艰苦路，同时，他们生活中也多了许多边缘人的感觉。  也许从幼儿园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长得与别人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家里说的语言不一样；也许他们有人会在不断地提问，不断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然后，回归。

这又回到认同的话题上来，因为开始没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孩子在还没有自信的时候，需要认同，这些孩子走了一段路，知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该认同他们的人，也差不多有了， 这时他们才开始有了自信，开始回归。 

陈屹视线：你自己呢？

李飞飞：我在找挑战，在挑战中，可以提升，我这种人，不是主流社会功成名就的人，十年后？也许还在为理想奋斗着。

陈屹视线：三年后你才博士毕业，你同龄人，都在赚大钱， 这没有诱惑吗？

李飞飞：我的家庭，让我体验了非常清贫的日子，我要求很少，对物质有一种超然。充实我生命的，不是钱，不是物质。真正让我高兴的，幸福的，是其他东西，比如：精神。当时住在西藏的时候，房租一个月才80元人民币，房间里没有床，我随便找来一个垫子，放在地上。没有洗澡的地方，冷风呼呼地刮，我一个人也曾经下过牧区。不通水，不通电，骑马进山里边， 我还要跟牧民一样，吃生肉。但是，我很快乐，与藏族人一起，我在学习和体验一种精神。 

陈屹视线：你真的很特别？

李飞飞：也许，我是敢想，敢做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孩子， 捣乱鬼，常常埃老师的骂。当时，我父母并没有对我这也管，那也问，给我无限的空间，让我自己去想，即使是许多非传统的行为。假如我没有到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容纳到一个大我，不是想自己，而是人类的角度。

遗憾的是，现在我和我昔日的朋友已经不能深入谈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连接我们在一起的是亲情，彼此关心。我去西藏做研究时，大家都认为我疯了。  

生命中，人要做许多抉择， 不是因为那个条件好，待遇高，就去哪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我同时得到了两个全额奖学金。一个是因为西藏研究的选题而获得的，说明自己一定要去了，而另一个是为博士生得的，要求必须马上去读。而我当时抉择了前者，尽管前者的未知数太多，而且无论从物质，还是经济利益，还是辛苦程度上来说（都不如后者），但是，去研究东西医学的奥妙是我的信念。以后，去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也没有离开自己道路的主线。然而，后一个奖学金委员会，为我召开董事会，认为我这种情况太特殊了，竟然把这笔钱留下来了。

陈屹视线：你的专业，学业，一直使你在男孩子堆里长大，追你的男孩儿一定很多吧？

李飞飞：你觉得会有很多男孩子会喜欢我这个挑战性这么强的女性吗？我不是男孩子，还是留给男孩子回答吧。

陈屹视线：如果让你做一件事，去改造世界？

李飞飞：我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东西两岸不同与相同的世界。

陈屹视线：那么媒体会起什么作用？你在中国生活了一段，讲讲你的看法？

李飞飞：中国媒体中，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很多，而民间的东西，猎奇性的故事又太多。特别把西方整个生活的方式和中国人在西方的生活奋斗经历，作为猎奇来报道，不免有些夸张。中国媒体上，过于报道类似枪杀死的女孩， 就是个人崇拜。  

当今又出现海外学人，自己说自己的。比如：上名校的孩子，华尔街的勇士，让没有机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激动不得了。这样的宣传，媒体并没有帮助国人真正了解西方世界，反而是迷惑， 真实的世界被虚荣，浮华覆盖。

提到上名牌，如果上清华，上哈佛就是才，是一个非常短见的认识。实际上，上了名牌大学，只是对你过去的一份肯定。不代表什么东西。真正的路，你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仅仅是挣一份高薪，没有理想的人，也算是碌碌无为。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陈屹视线：你现在生活学习在西海岸，过去曾经在美国东海岸，讲讲一东一西的文化区别？

李飞飞：西海岸带了更多的美国精神，去追梦。拿服装举例，普林斯顿校园里，穿着，带有华尔街的味道，而去西海岸读博士后，看见很多人穿得像嬉皮士，头发都染上颜色。我在东海岸波士顿听讲座时，人们穿得西服笔挺，很正规。  

在加州理工学院听讲座时，我惊异地发现站在台上讲演的人，怎么是一头绿发。我想就是因为他的头发 “怪” 色， 普林斯顿大学也不敢邀请他来讲课。记得他还穿了一条高中生穿的吊带裤子。我觉得西海岸的人，由于面对更多元的文化和人种，他们的包容性更强。

硅谷之所以会在西海岸，与西海岸的文化和精神有关，东海岸就没有硅谷的形式。当然，东海岸有银行，有华尔街啦。西海岸是高级技术，它冲破许多传统的东西，勇于接受新东西。矽谷不是形式，而是内涵的文化；硅谷不是科技本身，它包容了许多文化中的精神。

陈屹视线：非常好，那么再谈谈位于东西海岸之边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两所名牌，有何不同？

李飞飞：可谓天壤之别。普林斯顿大学，250年的历史，沉淀了很多欧洲传统的文化，人文的关注，文学的功力，浓厚的学术气氛。

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全新的高科技院校，当初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挖了一堆诺贝尔奖获得人，他们带来了新观念，那就是永远追求科学领域的最高峰。

麻省理工学院在科技上更实际，而加州理工学院更加理论化，它非常专业，你受到的训练也是最严格的，这里女学生很少。

陈屹视线：谢谢你用流利的中文接受我的采访。

李飞飞：生活上的用语都是中文，但是专业用语可绝对要英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