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巴尔的摩：艾滋病应对得很差， 新冠肺炎也一样
截至北京时间4月23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264万，其中，死亡病例数超18万。
制图：赛先生（数据来源：worldometer）
编译 | 仲英杰
责编 | 叶水送
大卫·巴尔的摩，1975年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图源caltech.edu
当下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艾滋病（aids）大流行有些类似，都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较量。艾滋病引起人体免疫系统衰竭，早期患者多为男同性恋，后发展为全球流行。当年在应对艾滋病上表现迟缓，如今这一幕也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上。
上世纪80年代，病毒学家、诺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参与了艾滋病的防控工作。近日，巴尔的摩接受采访，谈及他对新冠肺炎流行的看法，并比较了两种流行病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为下一次不可避免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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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场艾滋病大流行与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之间有什么区别？您提到艾滋病毒的传播较差，而新冠病毒似乎更容易传播。
巴尔的摩：主要区别之一是新冠病毒（sars-cov-2）具有极强的传播力，而艾滋病毒（hiv）的传播力则较低。此外，它们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差异。首先，它们属于截然不同的病毒家族。新冠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而艾滋病毒是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或慢病毒（lentivirus）。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进化历史，并且在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它们都是病毒，仅在细胞内生长的、很小的非细胞生命形态，但它们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
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来自动物。艾滋病毒的宿主是猴子，新冠病毒的宿主，我们认为是蝙蝠，对人类而言它们都是新事物。此前，我们没有任何用于治疗冠状病毒的药物，因为直到现在冠状病毒才成为一个大问题，冠状病毒引起的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只是小范围爆发，我们相对较快地控制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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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如何应对当前的大流行，是专注于药物治疗还是疫苗开发？
巴尔的摩：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我们希望通过已开发的其他药物来抗击新冠病毒。很显然，我们也没有疫苗。尽管我们需要从头开始，但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储备库，很多公司正在开足马力针对病毒研发疫苗。
科学界希望开发出新冠肺炎疫苗，能对这种病毒迎头痛击，但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从未研发出针对任何冠状病毒的疫苗。我们不知道这类病毒在免疫学上是否容易对付。尽管我满怀希望，但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时间阻止其传播。
因此，现在我们选择了唯一一条可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的方法，那就是限制人群聚集。与其他任何病毒一样，该病毒可通过人传人传播，这种传播需要人与人的密切接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人们保持六英尺（约合1.8米）的社交距离、戴着口罩、宅在家里。
我们正在做以前从未有过的尝试，在没有药物也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地阻止疫情扩散。我们也必须接受社会的破坏，经济活动的破坏，智力活动的破坏，所有日常活动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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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普通感冒也常常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为什么不将它们视为大流行病？
巴尔的摩：普通感冒也会造成大流行，但它们并不致命。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有数百种，其中有些是冠状病毒，通常我们不必担心它们，它们在孩子中间引起轻度感冒，然后消失。
但由此我们忽略普通流感病毒，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公共卫生官员有时会研究普通感冒，至少可以了解其自然历史、分布情况、传染性等。
与引起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不同的是，新冠病毒会对1％-5％的感染者有致命性。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没有免疫力，它正在杀死人们，而且它对我们社会正常运转的破坏程度非同寻常。自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以来，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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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事后看来，您认为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在应对艾滋病大流行方面还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您认为我们现在在应对新冠肺炎流行病上还应该做些什么？
巴尔的摩：我们在艾滋病的大流行上处理得很差。在1980年代初期，这似乎是一种主要影响男同性恋者的疾病，当时同性恋被视为异类。里根总统甚至不想使用“aids”、“hiv”、“gay”等词。因此，由于同性恋恐惧症，我们对hiv流行病的反应非常缓慢。一二十年时间后，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在同性恋社区中广泛发现的病毒，也存在于同性恋社区之外，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同样，我们现在要意识到新冠病毒正在威胁着我们所有人，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群。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把它当作对我们社会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某一类人的疾病。然后通过防止接触和药物治疗进行更有效的预防。但这花了很长时间。
1986年，我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联合主席，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对抗艾滋病》（confronting aids）的报告。这项活动原本应该由联邦政府进行，但联邦政府害怕触及，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了这项活动，并且为美国制定了一项研究病毒、对病毒做出反应以及采取行动的计划。国会拨款后，我们开始了这项严肃的研究计划，而这时候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反应与之前对艾滋病的反应非常相似。我们试图将其归为仅特定人群的疾病，如只有中国人才易感，美国人试图忽略它。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病毒不仅会影响到一群人，它会传播到所有人。一旦我们知道新冠肺炎具有传染性，我们就知道它将会在世界各地传播。现在我们发现纽约市可怕的疫情，实际上，它是从2月开始的，但当时没有人关注它。我想说纽约的疫情来自欧洲，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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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我们必须投入资源，自我保护，并增强在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疫苗、快速反应和病毒学等领域的能力。
我们应该有一群研究公共卫生人员，持续不断地研究，查看自然界中的所有病毒，并告知公众，“如果这种病毒扩散，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以上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做实际上代价并不高。我们不能依靠工业界来做这件事，因为它在经济上没有吸引力，它必须是由公众（政府）来完成。
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每次发生流行病时，我们都会说：“现在，我们必须进行研究，为下一次流行病做好准备。”但短短几年后，这种动力就消失了，资金会被转移到其他项目上，我们无法维持对自然界的监视。我们没有保持我们在疫苗和药物开发方面的能力，因此当下一次流行病来临时，我们又得重新审视。这是目光短浅的，但又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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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药物和疫苗，而公众通过留在家中以及保护性措施来应对疫情，您认为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巴尔的摩：实际上，我对正在发生的疫情印象深刻，一些公司总会简单地说，“我们将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担心它是否带来回报。”我认为，我们对此问题做出的回应已经晚了，这种流行病传播得如此广泛和快速，剑已悬在头上，除非我们倾尽全力迎战，否则会功亏一篑。我们现在来不及了，真的太晚了。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以确保疫情再次发生时，不要像现在这样毫无招架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