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武汉中南医学的医生张笑春在朋友圈大声疾呼将ct影像作为新冠确诊的依据。图为张笑春展示自制的纱布口罩。摄影：王一苇
新冠疫情最猛烈的时候，大量肺部ct显示出严重病变的患者因核酸检测阴性无法确诊。2月初，武汉医生张笑春大声疾呼将ct影像作为新冠确诊的依据，帮助很多无法确诊的新冠患者得到救治。她说，这只是一个平凡人的人性。撰文｜王一苇 汤佩兰
责编｜陈晓雪
休息室的门把手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口罩，纱布的，n95的，有的已经破损了，大多还干干净净。“疫情的时候我就热水洗了消毒再用”，张笑春拿起其中一个自制的纱布口罩，谈起了新冠疫情初期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形。她说话轻柔，简洁，条理清晰，和我脑子里那个在朋友圈里大声疾呼将ct影像作为新冠确诊证据的热血医生形象实在有出入。1月武汉暴发新冠疫情时，大量疑似病患因核酸检测呈阴性或没有机会做核酸检测而无法确诊。根据1月27日公布的第四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确诊病例需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显示与新冠同源，仅有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的只能判定为 “疑似病例”。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肺部ct已经显示出严重病变的许多患者，无法通过核酸检测确诊入院，只能回家自我隔离，有些人甚至倒在医院门口。在武汉中南医院担任影像科副主任的张笑春接到不少这样的求助，作为医生她无能为力，“很刺痛我。”那段时间，张笑春夜以继日地看片子。对照核酸检测结果，她发现许多病人ct图像白花花、肺部炎症表现的首发部位和发展趋势有相似或相同表现，但他们的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一个想法渐渐在她脑中形成：以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诊断的主要依据。她清楚，这个提议可以让大批无法确诊的 “疑似病例” 得到救治。2月3日早10点左右，经历一夜辗转反侧，张笑春编辑了一条长长的朋友圈，按下了发送键。这条存留仅10分钟的朋友圈转发量疯涨，效果不啻地震，仅仅一天后，第五版诊疗方案增加了 “临床诊断病例”。2月12日，临床诊断病例纳入湖北省报告数据。人们认识张笑春，是因为这条朋友圈。但少有人知道，此后她在呼吁、解决更多的防疫问题的同时，也经受着来自家庭和自身的心理压力。自两年前来到武汉工作，张笑春和丈夫两地分居，父母在武汉帮她带女儿。一家人原本计划回内蒙古团聚过年，张笑春却在得知疫情后劝父母退了票。两位老人感染新冠，父亲甚至一度病危，尽管最终康复，却留下了后遗症和严重的心理阴影。“疫情结束了，我的家庭散了”，8月的一个周五下午，张笑春坐在摆满鲜花和女儿照片的办公桌前，缓缓地讲出自己的故事。疫情后她患上轻度抑郁症，心理治疗对作为医生的她几乎不起作用，如今主要靠看女儿的照片等自我疗愈。以下是知识分子与张笑春的访谈，她说，这样的故事不止是她一个人的经历，也发生在千万个医务人员身上。
发出预警之前
张笑春：第一次是（2019年）12月27、28日左右，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新冠。那天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我们科室有一位老师叫住我，说张教授你得来看一看这个像什么。我过去看，第一印象这就是非典。 我说，非典重来了吗？他们说，您为什么说非典？我说因为我在非典一线，我知道。当时我还是调侃的，因为非典已经多年不存在了。说完了也没太在意，因为影像上存在着异病同影，同样的影像可以发生在好多疾病上。新冠肺炎是那种表现，支原体肺炎、社区性肺炎、一些普通病毒性肺炎和禽流感也可能是那种表现，而且不同时期都是变化的。鉴别病原体不是我们（影像科）的强项，得请临床结合实验室检查，也就是核酸检测去鉴别。知识分子：2月3号的时候你发了朋友圈，呼吁引入ct影像作为确诊新冠肺炎的证据，从你第一次看到新冠患者影像照到发出呼吁之前，你经历了什么？张笑春：从官方听说有这样一个不明原因的肺炎存在是12月31日。当天我本来要休年假，准备带着父母和孩子回内蒙古老家过春节。上午9点左右，我接到医院医务处的电话，说发生大事情了，所有副高以上的人员停止休假，我就赶快回来了。 回来就开了一个会，说是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发生了不明原因肺炎。在会议上，医院要求主管医疗的各科主任或副主任赶快做防护物资的筹备。当时医院 n95口罩只有50只，像我们这样的科室连外科口罩都没有，消杀物品更没有。我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要求护士长去领物资、筹备物资，要求我们技师长领各种消杀物品，配合做消杀工作。没有口罩怎么办？因为我在非典一线的时候就做过12层纱布口罩，很有经验。我就要求护士长领纱布，我们做12层。 12月31日晚上11:50多，我们科室发了一个公众号文章，做了一系列的（科普），我就转发了到朋友圈，但一上网就看到就卫健委的一个通知，说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宣布信息，我马上就删了朋友圈，即便删掉了，还是被有些自媒体转发了，但范围不广，医院也没有因此惩罚我们。到了1月14号左右，事情严重了，科室要求我们必须经常来，我就索性住科室的沙发床，觉得必须全身心投入了。 我组织了几个学生把疑似病例的影像报告全部调出来，统计它有什么样的特征。1月20日的时候事态就更严重了，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离开武汉，我这就没人了，我就亲自接下来这个事情，白天晚上地研究。 1月23日左右，春节前，我接到科室任务，总结新冠肺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像检测特点，写一个指南。 这期间我就跟科室主任说，这批病人我认为是（感染病毒），但是得不到核酸检测的信息，没有金标准，无法证实。咱们要做这个指南，如果没有铁证，就是不严谨的。他也明白，就从医院取来了将近100例核酸确诊信息。 拿来以后，我就拿核酸确诊的病例和对应的影像做对比。一匹配，发现好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表现，核酸都是阴性的，还有很多（病）很重了没有做（核酸）的。那时我也有好多朋友，甚至是我们医院医生、朋友的家属，他们检测出来ct上是这样，但没有做核酸，住不了院——那时候试剂盒有限，敏感性也低，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好多人给我打电话住不了院，有的人没等到住院和治疗就走了，这个也很刺痛我。我父母1月31日也查出了ct，我妈妈核酸检测是阴性。2月2日，我代父母去一个隔离点排队，重新挂号检查、拍片子。排队过程中，后边一个患者家属提的ct片不小心掉落在地下，我用余光一扫，看他那个片子上白花花的，就跟他讲，这样的情况你不用排队了，不用再看门诊了，可以住院了，已经很重了。他说你是谁？关你什么事？住不了院了。我不能说我是医生，我就说，我家属也是这样的，我能不能看看？ 他一听他说好吧，你看看。我一看比较重，我说为什么住不了院呢？他说我们核酸检测是阴性，我就意识到事态还是蛮严重的。再看看患者本人，一脸茫然的求死状态，真的很刺痛。开车从那个地方回来，路上我心都在痛。那时候武汉已经封城了，路上没人，我自己开车都差点撞到马路边。欲哭无泪，没力量，眼泪就在眼睛里面，饱饱的样子，落不下来。我真的一点力气没有，就趴在方向盘上，火也没熄，停在路边。 我和丈夫两地分居，我来到武汉刚刚两年，我父母一离开家（去隔离），没人照顾我的女儿。8岁的小女孩在家里已经被扔了一整天了。我父母感染，她会不会也感染？我心里也没数。很无力很绝望。我镇定了，还是没哭，真的连哭的勇气都没有，我想我必须坚持下来。回来的路上给我女儿打了个电话，她没接，我更慌了，想了想咬咬牙就开回医院了。 回了医院，我把一天的事情整理了，抄起一盒饭就开车回家。回家一看家里黑洞洞的，没有一点声息。我心里就一沉。一开灯，我女儿在沙发上蜷着身子，见了我啪一下就跳起来了，向我扑来。我就说别过来，真的是很绝情的那种，别过来。 我女儿都愣在那了，她俩小手就要抱过来，我说你别过来，妈妈刚从感染病区出来，你别过来。我女儿说，妈妈我想你。我姥姥姥爷都不在，爸爸也不在，你都不让我抱抱。 我说孩子，妈妈都不清楚自己有没有病，你离妈妈远点，喷点消毒的。咱们改变一个打招呼的方式，进来不拥抱，屁股蹭蹭屁股。女儿给我做了蛋炒饭，她给我端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手上一个大水泡。她还用圣诞礼物的绸缎给我做了小红旗，上面写的武汉加油，妈妈加油。她从来不会做针线活的，自己缝自己写的。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呆在家里陪我，我不敢一个人。我租那个房子大大的，我女儿她一个人怎么敢？我说妈妈不能陪你，妈妈得上战场。她说妈妈你不是军人，你离开部队了。我说妈妈不是军人还是医生，这次有一个大的疾病，很凶很凶的，姥姥姥爷都病了，你看妈妈要不要去。我女儿就撇撇嘴。我说你也很乖的，你把微信打开，电脑一直跟妈妈视频状态，你不要关，妈妈也不关，你就看着妈妈。把她安排在那，我就回来了，那时都凌晨1点了。 于是那天晚上我根本就不可能睡了。回来又有好多电话和微信找我，让我看片子的，一问起，没有核酸信息都住不了院。那天本身就睡不着，平时靠感冒药，服一粒感冒药休息一两个小时，那天服了也不管事，就在考虑我要不要（发）。我很想让防控指挥部知道，试了微信小程序，怎么都说我身份证号不对，我又没有其他的程序、途径可以递交上去，我就想让这个事情影响越大越好，这样国家就会得到这个信息。那天一晚上编了删、删了编，到凌晨5点多了我还是删掉了。总是在考量，我要不要说，说了以后会不会给国家的抗疫造成恐慌、造成误导，我们毕竟是专业人士，总是担心这个。 但后来真的忍不住了，9点左右我就编了（注：当天上午10点多发布），很匆忙，言语是很过激的，现在我觉得（当时）是完全处于义愤填膺的状态编的，就把它发出去了。发出去就有人点赞，我就急了，我说我不要点赞，只求扩散，你们赶快扩散，因为我没有途径。我刚发出去时也接到电话要求删除，基于（扩散的）考虑，我还是推迟了10多分钟。那10多分钟真的管用。删完了以后，我也掩耳盗铃，把手机扔到办公室，我不拿它，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联系怎么联系，我穿上防护服就出去办事了。
“来自一线才有发言权”
知识分子：2月4日，第五版诊疗方案对湖北省确诊病例，加入了临床诊断标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到2月12日，临床诊断病例纳入湖北省报告数据，再到2月19日第六版诊疗方案取消临床诊断病例。这个过程，作为率先提出者和亲历者，你的体会是什么，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张笑春：发布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自己都是处于一种很恐慌很恐惧的状态。 那时候有上百家媒体在外面等着我，我也没见，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刚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没感受到有多害怕，后来我接到一系列电话，有些就说你看你有欠考虑，你这样一讲会给领导和单位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仅是你个人。那时候这句话对我触动蛮大的，一个人做英雄我可以豁出来，你爱杀爱剐都可以。但是真的要连累一些无辜者，还是于心不忍的，这也是我删除朋友圈的原因。 但既然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说明这个真是大家的关注焦点，它触及到当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实我的朋友圈只是抛出了一个引物，吸引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咱们国家政府反应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高层决策者是希望听到这些真真切切的建议的。当时好多北京那边的人大和政协代表找到我的ag凯发真人的联系方式，让我以文字的形式直接梳理建议给他们，他们给我递交，人民日报也以内参的形式递交（我的建议），这是非常快的。 2月4日凌晨3点左右，因为怕影响到我们领导，我给王院长（注：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发了好多语音。我就说院长你看我肯定给你惹祸了，如果你被处罚了我来负责。结果他很快说我们在忙嘛，刚才开了好多会，而且正是你希望的，我们在做大范围的隔离，你不要担心了，没事，赶快休息。我就放心了。2月4日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香港经济导报的记者直接问了这个事情，当时回答的是地坛医院的专家李兴旺。他说这个影像一直以来都是诊断标准，一句话就盖棺定论了。我们专业人士听这一句话，就知道这个事情没问题了。2月5日直接纳入（第五版）诊疗方案，就公布了。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在这种重大灾难面前，咱们的政府真的急切地需要听到各位专业人士的专业建议，来自一线你才有发言权。
新的难题
知识分子：提出ct影像作为临床诊断标准以后，有没有出现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张笑春：接二连三的问题都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医院的ct（机器）不够，人员不够，大家都给我打电话，张教授您看您呼吁的结果，大家都涌到医院来做ct，怎么办？那时候王辰院士提出了方舱医院的概念。我是部队来的，知道方舱医院是援引部队的概念，马上就提出 “方舱ct”，呼吁采用野战性质的移动车载式ct。它非常灵活，可以开到社区，开到隔离点。这种ct驰援武汉，患者就不用挤兑各大医院资源，避免形成聚集性感染。 我发出这个呼吁以后，一夜之间各大企业把移动ct全部开到武汉。开来了以后，防控指挥部联系不上，方舱医院也不理他们，就闲置了三天。这时厂家都给我打电话，说张教授您一声呼吁，我们全来了，全来了以后没人理我们，联系医生说不知道该怎么对接，我们是抗疫救灾来了，就这样闲置着，是极大的浪费。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又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要求防控指挥部成立方舱ct的管理体制，哪怕一个小分队也好，或者实在不行，我说我去组织我来协调，后来他们觉得提议挺好，就很快组织起来了。第三个问题，移动的ct原来针对普通病人，没有消毒，操作者和病人进进出出，也会造成医生的职业暴露。ct用液体消杀可能会损毁元件，我就要求生产厂家配备不伤害人体且不影响设备运转的消毒装置。最后他们配备了内置式的消毒装置，最短的16秒就能把全机舱都消杀一遍。 第四个问题，大量的ct做完了，谁来审报告、看片子呢？我们就把人工智能引进，用5g网络传到各个点去，云阅片，这也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
大灾面前，应当建立专家意见通道
知识分子：在朋友圈中，你还呼吁取消家庭留观，征用酒店、宾馆、学校等。这比2月9日武汉首次提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决策还要早。这条和ct诊断的建议都被落实了。后来你也发文探讨武汉市疫情防控中后期治理机制，出台全方位的多功能疫情路线图。你怎么看待专家/专业人士在这次疫情中的角色？张笑春：政府和管理部门毕竟不是专业人士，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前期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接触（新冠影像）是12月底，2月3日才提出这个，为什么要经过一个月的积淀？专业人士需要分析新冠的客观规律，我是从影像的角度来分析规律，有的医生从重症医学的角度，都是竭尽我们的专业水平得出客观科学的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再结合社会现状提出专业建议。这次疫情中的专家，无论是李兰娟院士，还是张伯礼等中医治疗专家，每个人都是从各自的学科领域，针对新冠病毒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专业建议，如果没有这些专家的建议，那么我们的管理部门或者决策者是没法采取科学对策的。所以专家的建议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至关重要，没有专家建议的话，这次抗疫不可能取得胜利。知识分子：怎么样让更多的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参与这种建议和提议，比如不通过朋友圈，而是可以通过更直接的方式？张笑春：哎，通过朋友圈真是无奈之举。哪个人提建议，不愿意通过正当的途径提上去，因为盲人摸象没有途径，所以只能采取这种相对不合理的方式了。其实我们这些专家教授最不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写什么了，你看我平时发朋友圈顶多就是说说生活，不会说这些的，因为我们社会责任感还是有的，就怕被误解、被曲解了。为什么不经过医院？医院也很茫然，你给他他也不知道递给谁，而且医院的管理部门又不是专业的，认识上也是不足的，他就认为，这事跟你有关吗？或者是，张教授您看好您的片子就行了。至于怎么抗疫，我没有接到领导的指示，一句话就能把咱们堵回来。我希望以后这种的非专业的这种情况尽量少，专业的建议有专业畅通的途径，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可能需要国家疾病防控体系或各个部门完善机制。国家可能要思考，怎么样畅通途径给专业人士，不仅是疫情，还有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比如可以根据级别给专家设定相应的权限，相当于在银行你有2万元的信用卡限额，我可能就5万。还有咱们说高手在民间，可能在上面觉得可行，一到下面了以后全变味了，就根本实施不了，为什么？实际的情况跟上面的宏观规划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下面传递上去的的声音可能是最切实可行的，这次疫情就证实了这一点。
影像学观察：新冠后遗症常见于老年人
知识分子：从影像科医生的角度观察，新冠患者出院以后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可能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张笑春：后遗症有多种，其中一种是肺气肿纤维化，以老年人为主。 大部分年轻人没有后遗症，年轻人病来得快，可能当时比较重，但如果及时救治，好的也快。 老年人起病不像年轻人这么重，慢悠悠的，都是轻症，包括我父亲也是。ct影像不是典型的磨玻璃，说磨玻璃才是新冠肺炎，那只是冰山一角，老年人看上去就像纤维化似的。大家都认为是慢性炎症，其实是间质感染。什么叫间质？比如说医生是这次抗疫的主要战士，那社会各界是后援。间质就是提供营养的后勤部队。间质炎症起病比较隐秘，有的症状比较轻，而且发展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直就那个状态，像我父亲40多天突然加重进icu了，就这样。这种病人在恢复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并发症，纤维化和肺气肿，肺泡一个个破了，揪的扯的纤维化了。我们影像发现，肺气肿后期影响呼吸也是纤维化引起的。另一种后遗症是心肌损伤，影像上也能够看到。我妈妈的影像上也看到点心脏的病变。她当时有濒死感，出汗，大汗淋漓，之后舒服一点了，但是全身就裹紧了，人一下子真的是那种要死要活的。 其实新冠病毒也会攻击腹部和脑部，从影像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有类胰腺炎的表现，没有糖尿病但血糖突然超出了极限值。但当时腹部和脑部（受损）的那些人很多都没有做（ct），很重的就都走了。
“不要浪费一场危机（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
知识分子：17年前的非典你也参与过。这次是新冠，这些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张笑春：非典当年更多的是慌。那时候我上外科的硕士研究生，同时也是外科医生，感觉世界末日来了，真的瞬间就到了冰点。 谁见谁都不说话，用眼神交流一下就恐慌到极点。那时候慌到什么程度，护士做口罩叠成24层，厚厚的，每个人都戴上。那天下午大家都是全身乏力软，都认为自己得了病了。我一个师兄过来，说你们哭什么，怎么回事？我们就说今天下午大家都乏力，出虚汗，是不是都得了肺炎了。 师兄一看说着口罩怎么这么厚，掂了掂，剪刀剪开了一数24层。他说你们自己还要把自己吓死。好多护士不知道怎么消杀，纯84往身上、脸上喷。刚买的2000块钱的大衣，被同事用84液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还有护士24小时开着紫外线灯，当年的紫外线不像现在的负离子不伤人，超过一定的时间就相当于给你放疗。因为无药可救，大家自己注射激素，还把医院库存的所有药物，不管治什么的，全用上了。非典结束后的表彰会，20多名护士膝关节坏死，髋关节坏死，现场每人发了一副双拐，哭声一片，对我的刺激真的很大。非典过后我就反思，面对事情的时候慌是没有用的，越慌越乱，事情只能向糟糕的方向发展。 后来我就想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一定先冷静下来，先好好思考一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才能处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越慌造成的危害越大。非典给我的触动就这么大。 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也在一线，我正好在华西读博士做住院医。那天下午2点多，我正在22层的公寓休息，稀里哗啦的，花瓶也碎了，灯也落地了。我第一反应是地震了，唰一下就冲到洗手间抱住水管，透过洗手间的窗户看对面的两栋高楼正像手臂一样开合，我数了大约40多秒停了，就光着脚穿着睡衣出去，跑到医院值班室找了双鞋。我们同期的同学在那一个劲的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 四川成都从来没地震，这怎么了？我说你不要说了，现在赶快把老师都组织起来，大家先到外面，一会可能有余震，把电脑什么搬出来，一部分搬到空旷的地方，去医院的后勤部门领帐篷。那时候的放射科主任来了就跟我说，张笑春今天辛苦你了，你要组织好值班人员。我就说主任这是件大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您赶快把每一位老师都请回来，很快伤员就来了。主任说，你怎么会这么讲？我说我在内蒙古的时候矿难经常发生，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真的很快（就来了）。大灾面前，前期总是慌乱的，各行各业所有人都慌，不是说政府不作为，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反思，以后遇到任何事情先冷静，是哪个行业的，就找哪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想办法好好分析，而不是说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是没有用的。知识分子：你曾写过喜欢丘吉尔的一段话，“不要浪费一场危机（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你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样才能不浪费这场危机？张笑春：作为人类，经历过这一场危机我们要反思。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单位乃至国家都要反思。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4亿人口，这么庞大的群体和人员流动的形势下，我们能最终克服的这么好、控制的这么好，就要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个人也要不浪费这场危机，医学行业要想想为什么当初出现了一系列误判。当初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难道就我一个人吗？没有吧。 绝对有很多比我勤奋和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说没有做，这是不是也要反思？每个人在那个时候可能要抛弃一些杂念，少考虑点反而更奏效，这次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国家不希望你考虑那么多。与其去抱怨，与其去猜测或者与其去明哲保身，不如在这种客观存在的灾难面前提出解决方法。来源控制不了，怎么去向，我们总能控制吧？那么我就为走向提出我自己的建议。各行各业应该做这种反思。
“疫情结束了，我的家庭散了”
知识分子：你也提到了家人的问题，新冠这段经历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张笑春：医师节的时候，湖北一个公司请了我们几个为疫情作出贡献的专家参加活动，当时让我们谈一谈，每个人几乎都是这种说法，不堪回首，不敢回忆。作为一个女儿，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妻子，我真的是很愧疚，疫情结束了，我的家庭散了。一些人说我为湖北拼过命，我是全家都为湖北拼过命。 12月31日的时候我就要求我的父母必须留在武汉。我那天忙得没顾上吃饭，下午给我爸妈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有一个新发的传染病，你们不能回内蒙了，强迫他们退1月4日的票。他们很不高兴，说你们这些医生兴师动众，全武汉新闻联播都没播，你们凭啥说是。我甚至打电话给我的叔叔，让他们劝我父母必须留下，我说如果一旦证实这是新发传染病的话，他们现在回去，一路上会给国家防控带来很多麻烦，到达内蒙古也会给当地、给我的亲人带去很多麻烦。后来他们也算明白了，就留在这了。父亲感染后状态一度还好，但突然有一天头像炸裂一样高烧，第二天做了一个ct，发现全肺原来很轻的病变突然加重了，呼吸困难，走几步就走不了蹲下了。当时我妈打电话来，说孩子你看在妈妈的面子上，看在我们两个人给你带了这么多年的孩子的面子上，你能不能跟医生说说给你爸爸治一治？ 她说我们不给你添麻烦，但你能不能跟主治医生说一说。很生疏也很客气的语气。我听了是很崩溃的。如果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话，你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去为老百姓想？ 肯定是爱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因为他们一个人而不为社会做工作。那时候彭志勇主任、陈振顺主任和急诊的夏健主任给我很大的帮助。我给他们三剑客打电话，我说我爸爸我就交给你们了，千万帮我尽最大可能救治—— 我不能说必须给我救活。否则疫情过去了，我肯定活不下去了。 父亲后来进了重症病房，三天后就要上呼吸机，免疫系统全部被击垮了。后来用了一些强效的药物，包括一些激素和白蛋白，才把他从死亡线上先拉回来，康复后还是留了后遗症。 作为一个女儿，我绝对是不孝的，即使我父母患病，我还是在做疫情防控和各种社会工作。甚至在我爸爸病危的时候，我把他放在隔离病房就不管了。这也是我父母对我寒心的一点，你对全社会都那么好，你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救别人身上，最后你爸被送到icu去了。他们现在谈武汉色变，从此不再看电视，因为电视一说到新冠肺炎他们就害怕；一碰到任何不舒服，都会联想到是这个病的后遗症。他们允许我回家接女儿，但不能跟他们住一块，我得在外面住，不让我进家门。我丈夫虽然还是比较支持我，也有抱怨，说两地分居，最后你把全家人置于危险之中。 这段日子，我尽了我的职业操守，但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超出了他们奉献的范围了，所以我觉得对不起他们。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千万个医务人员甚至千万个家庭，他们也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想只是程度不同。 我现在有轻度的抑郁症，因为我面对这些压力受不了。为什么我（办公室里）到处摆我女儿照片，看到她我就不会自杀了。我觉得可能时间慢慢会（帮助愈合伤口），我也是要给父母一段时间，也给我们自己一段时间。我孩子很快就9岁了，以后我可能也要顾及家庭一些，也不能这么长期的两地分居了。这次疫情过去什么最重要，亲情最重要，生命最重要，还有和平最重要。张笑春：其实我还想最后说几句，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这不是医务人员的独角戏。 关键的是各行各业的相互配合，我们医务人员是冲上去了。如果社会没有那么多志愿者，帮我们解决方方面面的后勤问题，包括咱们的物资问题，我们这场战役能打赢吗？你看咱们湖北武汉说封城老百姓就一步不出门了。这种凝聚力、公德心还有责任感，每个人心中都有，都尽着他的一份力量。这是我感受最深的，这就是最大的战胜疫情的力量，就是人性的光辉。我给好多高校的学生做信仰公开课，我就告诉他，任何一个你们包括认为我的英雄壮举，其实这就是一个平凡人的人性。你别把他看得多伟大，千千万万个人组织起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力所能及做的事，就把疫情度过了。 我觉得谁也别觉得谁在为这次疫情做出了什么，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这样的我们也没啥了不起的。
好样的！张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