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民生多艰：湖北经济“保卫战”何时打响？
曾经车水马龙的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摄影：凝固之眼。来源：wikipedia
撰文 | 宋宇铮
编辑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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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武汉市封城第四十九天，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省内除武汉连续6天无新增病例。社交媒体上一床难求的绝望正在被一个个方舱医院关舱的好消息替换，但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知却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焦虑中，她眼睁睁看着“抗疫”保民生的第二战已兵临城下，但粮草尚不知何时方至。
一个多星期前，罗知的团队在武汉市工商联的帮助下，对疫情期间湖北省（武汉市为主）573家样本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调研，其中95%以上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陆续返回的问卷调研结果让他们警惕，如若再不采取措施，疫情解除后湖北省可能恶性循环地出现破产潮、失业潮、撤资潮。
此次调研发现三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57.59%的民营企业再不复工复产，最多只能坚持不到三个月； 51.48%的企业出现员工流失状况； 51.54%的企业市场已经被抢占；
如同新冠肺炎数千例死亡患者一样，这三个冰冷的百分比背后也是时代尘埃下一家家挣扎惟愿能够生存下去、不让数年甚至一两代人努力付之东流的企业，是他们背后上百万家庭的缩影，乃至一个地区几十年来发展的成就积累。
以现金流最多能够坚持不到三个月的企业为例，罗知发现它们最为集中在商业服务、其他服务、建筑、餐饮娱乐等几个行业，而这些也正是平日雇佣经济学中“非熟练工”最多的地方。这个群体的典型画像可能会是工地上的普工、小饭馆的服务员、办公楼中的保洁人员，他们多数来自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不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低于城市平均收入的工资或许就是一家人的唯一经济来源。
罗知告诉《知识分子》，这些人在疫情影响下尤为脆弱，因为他们许多都是通过劳动派遣就业，或是按工时结算工资。在雇主现金流出现紧缺的情况下，一些劳动派遣公司已经和部分员工解除了合同。
另据武汉市政协委员王涛3月7日发表文章称，在外省就业、滞留湖北家中的“非熟练工”同样受到了巨大打击，岗位的可替代性与返岗的遥遥无期令他们中许多人已经被放弃、被告知不用再上班 [1]。
如今更多人担心的是以后该怎么办。截至二月底，上海、深圳、广州、苏州、佛山、郑州等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均已超过九成。与此同时，截至3月7日，全国累计已有7800万农民工返岗，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省农民工返岗率已超70% [2]，各省返程仍在有序进行，而全湖北仍处在“暂停”状态中。在市场经济中，很难有理由期待企业主会专门为疫区劳动力预留岗位，或是等待他们归来才开始复产，因此湖北外出农民工很可能将面临错过一整个招工季的风险。
对于那些未曾返乡的湖北籍务工人员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即便多年不曾回到家乡，由于难以追溯是否曾有疫区亲友到访，他们仍是各地政府的重点排查甚至隔离对象。如此紧绷的神经令用人单位在接收、录用湖北籍人士时也常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在报告监管部门时可能因为他们的籍贯面临更加繁复的询问、检查等流程，消耗大量人力与时间成本。这无疑令湖北籍求职者在资方选择中无形处于劣势。近日来人民网等媒体报道的3-5年未返乡湖北人在应聘中屡屡碰壁的案例印证了这一困局。最棘手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湖北省内多地州不再出现确诊病例而改变 [3]，想要扭转“逢鄂必拒”只能通过各地政府政策的改变与湖北省主政者为自己百姓的争取。
这些在外务工的老乡对湖北有多重要？2016年，湖北省共有619.2万余名农民工出省就业，占全省农村从业人员26.7% [4]，相当于农村每四个适龄劳动力就有一个在省外工作，而他们平均每人还负担着1.46人的生计 [5]。可以说，对出省务工者后续安置、帮扶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过后湖北省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如果不提前做足规划，出现罗知所担心的湖北省大规模返贫状况也绝非没有可能。
在“暂停键”下为未来担忧的还有湖北省内的众多企业主，全国其他地区的陆续复产让他们焦虑陡然倍增，由于在年后关键的签约季中被排除于市场外，经营中最重要的客户和骨干员工都变得岌岌可危。
罗知、王涛等人在访谈中曾发现，有大型民营制药企业由于无法履行订单，而流失合作数年的客户 [6]；有光谷的技术研发企业被长三角同行挖走无法返鄂的技术骨干，另一家科技公司则有15%的外省员工直接表示不准备再回湖北工作 [7]；有中小型文化用品企业由于无法发货，不仅承担着预留原料过期报废的成本，还被客户甩掉春节前签署的订单 [8]。
当然，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最忧心的也仍然是未来。某民营药厂负责人表示，由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是中长期的，销售合同都是一年一签，客户一旦流失，市场份额的损失至少是一年。而如果不加干预，订单缺失导致现金流吃紧、质量体系无法按此前标准执行、客户与竞品公司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则可能使企业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濒临破产。
人才层面的大规模流失则是政府层面特别需要警觉的。短期而言，现金流的紧张可能使一些公司不得不为薪水较高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少发、迟发工资，加上外省籍员工无法返回武汉复工的困境，给省外资金充足、受政府扶持的高新企业“挖角”留下可乘之机；长期而言，市场占有率的流失与融资、合作等洽谈项目的无限期推迟，可能使员工对公司产生悲观预期，寻求已复产的省外企业工作机会。
同时，对于拥有“百万大学生”的武汉市而言，不断延迟的开学日期使各层次应届生都丧失了在市内寻求毕业后工作机会的黄金时间，很可能出现返乡学生就地在家乡或邻近中心城市签约就业的情况。以绍兴市为例，其不仅专门开设了针对湖北省大学生的云招聘专场，还将湖北高校毕业生到岗后安家补贴提升了20%，并提供免费班车或1500元的交通补贴，“抢人”之势正旺 [9]。
湖北企业的现状和前景都如此焦灼。罗知的调研显示，53.23%的企业都对疫情后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更是有36家企业直接表示疫情结束后将撤出武汉。当地政府在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面前如果行动缓慢、犹豫不决，无疑将带来严重后果。
截至目前，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做了哪些工作应对可能到来的抗疫“经济保卫战”呢？从企业家的反馈看来，面对这场将迫在眉睫的战役，湖北省似乎连“起床号”都还没吹响。
罗知的调研显示，在复工前困难期的救助上，97.2%的受访企业未曾获得利率下调的银行贷款、91.97%的受访企业没有享受到房租减免的优惠政策、83.4%的受访企业享受的社保、公积金优惠政策不超过两个月或完全未享受。在已经复产、专门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中，有的购置生产防疫物资设备的补贴比例竟然低于外省，且内部防护产品的供应没有政府过问，均通过私人关系购置。
与此同时，截至3月3日，以调研中企业负责人最为渴望的信贷支持为例，上海市各大银行已累计发放375亿元，综合融资成本为3.74%的疫情防控贷款，针对重点中小微企业的46.4亿元专项贷款的融资成本更是只有1.24% [10]。广州市政府也发文要求，确保2020年上半年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性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低于2019年同期、余额和户数不低于2019年同期 [11]。
为什么处于疫情最中心、经济受创最为严重的武汉市反而在这些帮扶政策上几无动静呢？
这背后的原因是罗知在访谈中发现的一个揪心的现象——政府公共管理的资源和医疗资源一样，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大规模挤兑。截至3月10日，在省委组织部的动员下，湖北全省共有58万名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协助防疫工作，他们的隶属单位遍布工商、自然资源等所有系统，102家省直机关更是领导班子带队，处级干部为主体组成对口支援工作队 [12]。这份担当可敬的同时，也必然会使各部门日常职能被大大削弱乃至停摆，包括那些本应负责处理疫情相关经济事务的单位。
调研显示，在金融支持上，向银行提出了申请的湖北省企业有44%都尚未获得答复；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租金减免上，尽管有国企经营性房产免租、减租的优惠政策，租户提交的申请却不能获得及时处理，或担心政策变动而不敢签署，结果就是91.7%的企业都没享受到租房优惠。更有甚者，专门生产防疫物资原材料的企业在各项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几次申请扩产都杳无音信，不曾被相关部门过问 [6]。
当然，即便有了信贷优惠、租金补贴乃至税收减免这些短期扶持政策，想从根本上解决湖北省企业困境，有序、分批地复工复产仍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在保证防控措施到位的情况下，企业越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越早重新融入市场，就可以尽可能减少疫情对湖北广大企业与居民造成的次生经济影响，保住湖北在全国乃至世界产业链条中的位置，降低后续政府对鄂援助、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成本，挽救投资者、企业家对于湖北省营商环境与市场秩序的信心。
目前仍有大量党员干部下沉于社区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在复工上做出了怎样的准备呢？
3月11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最新通告，将全省以县域为单位划分为低、中、高风险区，其中包武汉市、潜江市、天门市、洪湖市、鄂州市区等12个市县被划分为高风险区 [13]，按当年经济统计数据计算，2018年它们的gdp总和占湖北全省的47.7% [14]。对于这些区域，“指挥部”规定：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农业生产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对全球、全国产业链配套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可以复工复产，前提是做到防控机制、员工排查、设施物资、环境消杀、安全生产五项准备工作的到位，并获得所在县市 “指挥部” 的批准。而武汉市内其他企业先按不早于3月20日24时前复工复产 [15]。
这段规定信息量很大，但还是留下了很多问号。总结起来不难看出，《通告》的发布并不意味着第二天武汉市大批企业就将重新开始生产活动，融入全国市场，而更像是一发“信号弹”。对企业负责人而言，五项准备工作的实现尚需要不少的时间，如何在防疫物资集中调配的情况下为本企业储备足量防护、消杀器材，如何在全省3月10日才发布健康码的情况下做好员工排查，又如何在武汉市内公共交通、客运列车仍停运的情况下保障员工通勤都是不小的挑战。以名列武汉市批准的首批复工企业的东风汽车集团为例，企业内部人士估计真正意义的复产可能要等到四月份才能实现 [16]。
阻碍东汽复产最大的两个障碍分别来自员工的出行受限与产业链伙伴的停摆。
从第一财经记者的采访来看，《通告》出台第一天，武汉市内小区多数仍处于封闭状态，没有通行证的私家车也不能上路。的确，无论是《通告》本身还是湖北省“健康码”说明，官方对武汉市内人员的流动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或解释，谁也说不清武汉人手机里的“绿码”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基层社区、公安工作者还是不敢自作主张放行，这一政策盲点也成为了武汉市内人员复工路上的一大阻碍。
对于省内其他市州的返岗员工而言，《通告》中的一句“中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可在省内安全有序流动”曾令孝感、宜昌等地居民欢呼雀跃，但他们很快发现健康码只是离开所在地的必要条件之一，甚至可能毫无用处——湖北省12345官方回应称，“绿码”出行只是省政府指导意见，出行政策仍以各市县指挥部发布的正式通告为主。
3月12日，《知识分子》拨打宜昌、十堰、襄阳等多地政府咨询电话后发现，这样的意见落实到基层就变成了各地州需提供“复工单位接收证明”，“返汉申请表”，“工作证明”，“湖北省交管电子通行证”、“所在村/社区开具的解除隔离证明”等不同材料的排列组合。这其中最难开具的便是解除隔离证明，襄阳市一名东汽员工表示1月23日至今在家隔离，多次联系县疾控中心开具证明却均遭拒绝 [16]，这也使网络上很多人反映有了“绿码”却连小区大门/村口都出不去。诚然，在3月11日上午湖北省委常委会还在强调“保持小区（村）封闭管理”的情况下 [17]，我们也很难要求基层工作者因为前后矛盾的命令就迅速动起来。
对于小一些的企业来说，员工到岗困难尚可以通过许多地方积极推行的本地临时招聘解决，但整个供应链的不同步则使实体经济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不敢接单、无法履行订单的难题。从最基本的物流来说，截至2月底，湖北省的政策仍然是仅允许防疫物资运输、生活保障物资运输、供水供电通信保障、救护就医和有通行证件的公务车辆通行 [18]。在此之后，并没有任何新规定产生，《通告》也未对省内外货物如何运输通行作任何表述。在市州层面，荆州3月12日宣布允许货运车辆在中心城区通行，但市域交通卡口仍然严格管控。这意味着，即便东风汽车上游数百家零部件供应企业已全部复工，理论上其仍然只能在武汉市范围内获得供应与交货。而更严峻的事实是，湖北省15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只有极少数在第一批复工名单中，首批复工的东汽本田第一辆整车什么时候能够产出实际仍然遥遥无期。
由此可见，湖北省政府这一份《通告》虽然给出了明确的复工信号，但在落实过程中给基层公务员和企业负责人都留下了太多含糊不清的问题，如果“指挥部”不及时对各个环节出台相应的对策，那么“真复工”很难到来，只要有一个环节跟不上，最后的结果也是“零产出”。
作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不难理解在此前大部分人力都投入到防疫的情况下，湖北省各级政府需要一段时间对政策进行完善，但与此同时，湖北省的领导干部应当意识到，在复工时间远晚于杭州、宁波等较早复工的地区、企业现金流更短缺、人才流失更严重的情况下，唯有向企业提供比这些地区更精细、更大力度的复工复产支持才能够它们继续在市场中立足。
据多家媒体报道，杭州、宁波等地在确保防疫安全的情况下，协调开通专列、大巴车为复工人员提供“家门到厂门”服务；抑或调动民兵、中职和技工类学校师生顶岗工作，帮助企业履行订单；与此同时举行线上招聘，提供住房补贴等，招徕新员工；为减少通勤，杭州还协调工作地附近宾馆为企业提供优惠过渡性住宿；武义甚至征调2630名各部门干部驻企帮助协调解决复工中的困难，并推出“赋工宝”平台，利用大数据为企业匹配供需。
从这些措施中我们能够看到，政府要真的把抗疫“保经济”的任务同样当成一场战役去打，将有序复工复产作为所有部门共同的目标之一，投入足量人力、物力解决企业复产的每个问题，实现“真复工”。
对于湖北省，特别是武汉的经济而言，罗知认为，即便能够在接下来两个星期内顺利复工，相较其他地区复产时间与效率的差距极可能导致武汉市经济中长期受到重大影响，这其中既涉及此前讨论的“签约季”被替代、人才流失、融资困难问题，也有居民收入下降、地方财政压力大所可能导致的后续消费与政府采购市场萎缩问题 [19]。更重要的是，“抗疫”期间如果湖北省对经济问题缓慢反应，部门之间对复工工作相互推诿，甚至政策落实上的朝令夕改与失灵，可能将长期影响投资者与高端人才对湖北的信心，致使整个产业链外移。
因此，罗知主张，想要弥补这些由湖北省企业自身经营能力与竞争能力之外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可湖北人民为保护全国同胞生命安全做出的巨大牺牲，国家应当给予湖北特别是武汉一些中长期的优惠扶持政策，就像当年支援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一样，帮助其早日回到疫情前的发展轨道。她就此提出七点具体建议。
第一，2020年和2021年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企业的负担。2020年，对湖北省特别是停工时间最长的武汉市企业给予增值税返还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根据不同地市停工时长调整优惠比例）。2021年，根据2020年湖北和武汉市整体经济运行指标，延续或调整优惠幅度。
第二，2020年全年通过个税减免或调整个税起征点，减轻湖北特别是武汉市企业员工的个税负担，给困难人群发放一定金额的消费券，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提振消费市场。
第三，通过企业优惠政策促进就业。对于在2020年增加就业岗位的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包括按实际新增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第四，外贸促进政策。加大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促进外贸工作的恢复。
第五，通过金融扶持政策促进企业投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信贷投放。加大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重点企业、支柱产业、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员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力度支持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地区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资本市场融资和企业上市工作。
第六，通过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符合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产业优势的重点项目落户湖北、落户武汉。合适的国家重大、重点产业项目向湖北特别是向武汉市优先倾斜。
第七，在1-3年内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政府给予重疫区过渡期财力补助，并加大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税收留成比例，帮助地方政府恢复财力。[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