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画家与场景记忆-ag凯发真人

►夏加尔根据大脑中残留的记忆，绘制的《我和我的村庄》

撰文 | 林凤生（上海《自然》杂志退休编审）

责编 | 惠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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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往事是许多人的喜好，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回忆让人仿佛置身从前，把人生重新经历了一遍。所以，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许多动物也有记忆，能够想起不久前储藏食物的地点，还知道哪个地方藏的食物是新放的。人类的记忆则要厉害得多：不仅能够回忆往事，重映栩栩如生的旧时画面，还能在“过去”与“当下”之间随意穿越。

在绘画领域，回忆也是一项必备技能。西方流行了几百年的写实绘画，严格说来都是在凭记忆作画。即使是写生画，也要在室内完成。就算已经看不到外景，画家也能凭记忆复原场景。因此，通过对绘画的解析，我们或许能更深入理解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是情景记忆？

记忆有长、短时之分。短时记忆，如玩牌的高手会记得哪些牌已经出过了，这样的记忆记起来快、忘记也快。长时记忆可以分好几种，其中一种便是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ies）。当我们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几天后再想起它的时候，从宴会厅布置到人们说的话都好似“过电影”一般浮现在眼前，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这样的记忆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不仅与画家的绘画创作有关，还与观者的解读、欣赏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讨论的记忆指的就是它。

情景记忆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有点像录像。录像可以一下子把视觉信息、声音、动作，甚至于当事人的情绪感受都整合在一起，记录在一张光盘上保存起来，随时都能重放。情景记忆也是如此，因为大脑会把与一件事情相关的动作、声音、情感等各方面信息“捆”成一个包，封闭存储在大脑的记忆盒（memories capsule）里。每个盒子负责存储一段记忆，许多记忆分别存储在不同的记忆盒子里，它们相互独立，并不干扰。所以人们常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是因为过去的记忆已被埋在大脑深处某些记忆盒里，只要不时时念起就不会干预当下的思维活动。不过，当我们受到某些线索启发时（比如一曲老歌、一个电影镜头），这些线索就会像钩子一样勾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怪不得许多人喜欢翻阅老相册，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笔者在自己的书房里也挂了一幅印象派大师西斯莱的《乡村景色》（高科技复制品，几可乱真），常常忙里偷闲观赏一会儿。那画面上宁静的田园风光，总使我回忆起在赣南山区当一名知青教师的岁月。

情景记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像录像那样高保真。记忆里的情节和图像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渐渐淡化，当我们再次想起它的时候，便会夸大其事或颠倒次序，使真实性、可靠性大为降低，甚至还会对记忆中的事重新给出解释和评价。所以，记忆研究之父、诺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说；“记忆确实是一种重组”。

犹太画家夏加尔的作品《我和我的村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混乱的记忆画面。1887年，夏加尔生于俄罗斯维台普斯克，小时候学过绘画。他因犹太人身份而遭受迫害，背井离乡饱尝了流离颠沛之苦。童年时宁静的家乡、简单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恍然如隔世一般。所以故乡虽然是他精神的寄托,但回忆起来因为信息太少，难以组成完整的画面。《我和我的村庄》显然是根据脑中残留的印象加上“想当然”画出来的，导致画面是如此支离破碎犹如幻觉。即便如此，他还在画中添加了自己的意愿。画中下方的生命树就是他加上去，给回忆增添了欢乐气氛。

再说一位旅美的意大利画家法兰克·马格纳尼,他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故乡庞蒂托（pontito），后来移居美国，有20年没有回去。左边这幅图是他根据回忆画的老家窗口，画得相当仔细；右图则是摄影师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二者却相差很多。可见，回忆者给画面增添了许多实际上不存在的内容。这也是人们回忆图像时的一种通病。

►埃普瑟姆赛马

笔者在其他文章里还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法国画家热里科（1791-1824）在创作《埃普瑟姆赛马》时竟然把马的奔跑姿势画错了，这可有点出人意料。他短暂的一生与马紧密相连，自幼崇拜驯马演员，画马的作品多达千幅，最后还因坠马受伤而亡，卒于33岁的盛年。可就算这样，他关于马的回忆仍然会出错。

那么记忆里的情景为什么会不靠谱呢？道理很简单，我们头脑里的印象是动态的，随着时间而变化。当我们重拾往事时，模糊的部分要充实，失去的部分要重新修订。其结果常常是按照当下时兴的想法和自己的意愿来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这二者情况大不一样。例如几十年前在战场上的敌我双方兵戎相见，打得死去活来，几十年后握手言和再谈往事也只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所以，记忆里的再现情景只有一部分是事实的重现，另一部分是添油加酱、胡编乱造的。

记忆为绘画创作积累素材

情景记忆为画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素材。纵观历代名画，许多伟大作品描绘的鲜活场景都是在亲历者记忆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具有很强的真实感，让观者看得身临其境、心向往之。

《1808年5月3日》是西班牙天才画家弗朗西斯卡·戈雅的杰作。画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807年12月，拿破仑指挥法军入侵西班牙，次年废除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受到西班牙人的强烈反抗。1808年5月2日抗击法军的武装起义爆发了，斗争一时达到高潮，但在5月3日法军对西班牙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和集体屠杀。当时正在马德里的戈雅目睹了血腥的场面，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当六年后法国人撤退，西班牙国王成功复位之时，戈雅决心创作此画。用他的话说，纪念“我们为反对欧洲暴君而举行的光荣起义中，最崇高、最具有英雄气概的场面。”

这幅巨作的场景（包括人物、动作、环境和气氛）主要来源于画家本人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综合了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并做了艺术加工和提炼。画家把灯光集中在画中穿着白色衣服的英雄身上，他怒目圆睁、张开双臂，双手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人想起耶稣受难。但是他的英雄气概并没有压倒周围人的绝望和恐惧——这也许是来自于最真实的回忆。相比之下，法国士兵则被描绘成没有脸的“机器”，象征着缺乏思想的刽子手。

另一位西班牙大画家委拉斯凯兹（1611-1660）的杰作《宫娥》则是一幅在大量的情景记忆基础上，又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其最主要目的就是“突出自己”。

委拉斯凯兹是西班牙宫廷画家，为王室成员画像是他的职责。这幅画的中心人物是年幼的公主玛格丽塔，而周围是她的宫娥、弄臣和小丑。画家精心设计，把场景选在阿尔卡萨王宫的画室里，让阳光从画的前上方射入。这样一来，画中的人物都沐浴在阳光下，包括站立在大画架子后的画家本人。

其实按理说，他站在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办法作画的，因为这个角度所见的都是人的背面。而就算画中的人物转过身去也是背光站立的，面部会相当暗。此外，请注意挂在后墙壁上的平面镜里映现出了两个人，那就是公主的父母亲：西班牙国王和皇后。他们原本也应该站在了画面的外面，也就是观众的位置上，同时也是背光的。所以说画面中的诸多场景与真实并不一致，是画家根据记忆重新组织而成的。

不过，画家这样煞费苦心的构思和改变空间结构的结果是：画家成了画中仅次于公主的人物，而镜中的国王和皇后提高了他作画时的规格，也顺带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国王对这幅画似乎也很满意，据说画家去世后，国王亲自给画中的他加上了十字标。

记忆的生理机制

情景记忆有两个环节：“构造——存储”和“提取——再现”，就像是计算机程序有编码和解码两个环节一样。在第一个环节中，大脑会把事件相关的视觉图像和情感等信息打包成一个“记忆盒”，这一点在前文介绍过了。等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试图提取、再现某段情景记忆时，大脑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寻找与该时间段相关的盒子，直到精准找到它并解读信息。

可能有人会问，这些记忆盒子究竟被藏在大脑的哪些部位了呢？一开始有人认为它们位于大脑深部的一个结构——海马。该部位确实是记忆的关键，一旦海马受损伤，人就会患上遗忘症，记忆能力几乎为零。一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目不识故人，大多就是这个原因。可是，这样的说法后来受到了挑战。

有一位在神经科学史上很有名的病herry molasion因为患有严重的癫痫，而切除了大脑海马的前部2/3。手术后病人癫痫明显好转，但留下了记忆混乱的后遗症。他手术以前的个人记忆都保持得完好无损，而手术之后经历的事就会很快忘记。吃饭后一个小时，他就一点也不记得已经用过了餐。他告诉人说：“你看，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是清晰的，但是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这让我很着急，真的像在梦游一般。”

►大脑里的海马，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这一病例让科学家意识到，记忆的存储机制并不像柜子里单独放一个盒子那样简单。在herry molasion病例之后，神经科学家苏·科金（suzanne corkin）提出观点：“当你记起某件事时，你是在根据信息创造记忆，而这些信息储存在你脑中许多不同部位。”也就是说，关于同一个事件的记忆信息不仅藏在海马里，还分散在许多不同部位，等到用时再重新综合到一起。目前科学家依然不清楚，大脑怎样从不同部位把存储的信息挑选出来？又怎样融为一体？不过，人们对于记忆形成的生理背景已经有所了解。

直到20世纪60年代，奥地利生理学家埃里克·坎德尔通过实验证明：短时记忆是突触联系强度变化的结果。而把短时记忆固化为长时记忆的时候，还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和改变基因表达。有关细节可以查阅神经科学的相关读物。

当然，记忆是一个复杂的神经活动，涉及到的大脑区域也相当广泛。目前的研究认为，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是大脑活动的ceo，在重启记忆的时候它表现出高度活跃。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也发现，大脑的后顶叶皮层（ppc）在成功启动情景记忆时也显得十分活跃。

情景记忆是解读绘画的基础

如上所述，绘画的创作与欣赏就是记忆的编码和解码。画家负责编码，观众负责解码。画家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创作出内涵丰富、画面漂亮的作品。而对于观众来说，面对视觉信息丰富的画面，大脑会先用 “自下而上”的方式对视觉信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抽提出关键信息（如线条、轮廓等）。接着，观众再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解读，以自己的记忆揣测作品用意，广泛使用储存在大脑里的信息资源库。

所以说记忆对解读绘画十分重要，越是似曾相识的画面，人们越容易深入理解。就如同“碎片图”，它是一张看起来由许多碎片组成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图像。如果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图，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具体图案。但是只要有人给你指出一次（比如某几个碎片连起来像爱心，某几个像小动物），那么下次再看就可以轻松辨认画中的内容。这个例子很好的说明大脑存储记忆在观者理解画面时，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

当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大脑里储存的信息也不一样。面对同样一幅画便会获得不同的理解，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是这个道理。心理学家还据此发明了一种tat测试（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让患有精神疾病者通过读画来编故事，借此了解病人内心想法。

下图就是一幅诱导病人编故事的画，作者是英国画家卢克安·弗洛伊德，他也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画中场景是旅馆卧室，背窗站立的青年给人一种“动机不纯”的感觉，而盖着被子和衣而睡的女子，流露出窘迫的神态，这幅画给读者讲故事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各人可以自由发挥，演绎出一个个缠绵悱恻的浪漫故事。

►旅馆卧室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作品画的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卡洛琳。《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弗洛伊德妻子和衣而睡是因为正值冬天，天气寒冷。弗洛伊德把身后的窗玻璃打碎了，想让室内亮一点便于画画。”

有趣的是，许多观众构思的故事一个比一个骇人听闻……以至心理学家说，对于一幅画来说，观众读到的、想到的，要比真实发生的多得多。

而下面这幅画是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作品《意外归来》，刻画了一位衣衫褴褛、神态疲乏的革命者从流放地归来，踏进家门口的一瞬间。家庭成员看到亲人归来表情不一，有兴奋、惊喜，也有疑惑乃至冷漠。这样的画对经历过人生坎坷，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观众而言，一定会勾起许多伤心的回忆。相反的，无类似经历的观者也许看了会有点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

►意外归来

当然也有画家别出心裁，喜欢画一些大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玩意儿。因为没人见过，大脑里就不会有记忆。观众面对这样的画，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看得懵懵懂懂。偏偏有画家对此情有独钟，在创作构思中故弄玄虚，增添难懂的“陷阱”，使绘画充满了神秘感。比利时人马格利特就是这样的画家。

《洞察》是他的一幅自画像，画中的他坐在画架前面写生，观察的是一枚鸟蛋，而画板上显示他在画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这幅画在表达什么？令人费解。有人认为，他的画不是模仿现实，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有人说：“每一次观看他的画都是一次创造，画家的面貌也随着这种创造被更新。”

►洞察

又如法国画家高更，厌恶文明社会的种种累赘和桎梏，前后两次远涉重洋，只身一人来到了太平洋里的塔希提岛。岛上的湖泊颜色鲜艳，树木郁郁葱葱，土地闪烁着“流金与阳光的欢乐”。高更把那里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记录在画布上面，成为传世经典。塔希提岛远离欧洲大陆，鲜有人至，所以他所经历的事情欧洲人大多没经历过。导致这些绘画许多欧洲人也是看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他的作品《你为什么生气？》，不知你有没有看懂？

但是对艺术作品来说，理解是一回事，而欣赏则是另一回事。能够借助记忆看懂画的内容当然好，这样可以触景生情，与画家进行情感上的交流。而看不懂的异域风情（包括一些抽象画）虽然无法让人正确理解画的意义，但是绚丽的色彩和奇怪的造型却让人耳目一新，也能够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所以有人说：“欣赏艺术，懂与不懂都有收获。”当然这样新潮的作品看多了，大脑里有了记忆，以后再见到就会少了一份新鲜感，多了一点感悟和理解了。

参考文献：

1. tulving e.(2002). episodic memory: from mind to brain. annual review of pschology, 53,1-25.

2. arthur p. shimamura. experiencing art.oxford uniwersity press 2013.

3. gieser, l. ＆ stein, m.l.(1999). evocative images: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and the art of proj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 eric r.kandel,the age of insight，the random house，new york, 2012.

5. 顾凡及，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7

6. eric r. kandel, 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 cp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