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载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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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访问中国时，社会学家谢宇意识到自己能作出一些别人所不能的贡献。
他在美国已经生活和工作了21年，是一位备受推崇的社会科学家，以应用数字驱动的分析法来研究人类经验的广度而闻名。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对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理解，”谢宇说。他如今在普林斯顿担任社会学教授、国际和地区研究学院教授，以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致力于对中国社会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谢宇于1983年来到美国，受益于中国一个派遣少数优秀学生出国读研的国家计划。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了科学史，又进而获得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 他成为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开始发表一些有争论性话题的研究论文，比如关于为什么女性在科学上没有达到男性的水平，以及为什么亚裔美国学生和白人同学之间的成就差距越来越大。
在密西根安娜堡定居后，谢宇的早期职业生涯主要投入于研究和美国相关的问题。谢宇的妻子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后，在行业内找到工作，两人生儿育女。谢宇撰写了众多论文和书籍，指导学生，并成为密歇根大学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化领域最受敬仰的教职人员之一。
到了2003年，谢宇逐渐明白，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人口结构变化发生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中国当时在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包括收入、教育、城市移民，其文化变革本身都使美国的任何发展相形见绌。“这就好像见证了文艺复兴或者法国大革命。”谢宇说，“过去，研究人员没有用来分析社会变化的工具。 而现在，我们有了。”
可是在2003年，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工具。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接受过谢宇等人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创的实证性调研方法的训练。这些调研方法可以将意见和事实区分，并在大批人口的数据群中揭示隐藏的趋势。
当时国内同样缺少的是数据本身。政府收集的信息有限——主要是人口统计数据——其中能被公开的就更少了。没有关于中国人在处于不同背景和地理位置下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质量指标，谢宇知道，想就人们生活的具体变化作出明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谢宇看到了自己能做的贡献。他梦想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收集关于典型中国家庭的数据。他知道这不会容易。谢宇20世纪90年代就已尝试过收集数据。 他和他学院的研究生从密歇根州前往中国去访问一些中国家庭，但他们在获得当地官员的同意方面遇到了障碍。
►在美国待了几十年后，社会学家谢宇的研究方向转回他的家乡中国。
谢宇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中国团体来支持这项研究，并且在理想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资金。 最终在北京大学，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谢宇得到了他需要的帮助。
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后，北大的社会研究所终于同意组织一个全面项目对中国家庭进行多年跟踪性研究，来获得关于家庭规模和组成、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健康和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被命名为“中国家庭小组研究”（小组研究指一个在不同时间点跟踪同一研究对象的研究），英文缩写为cfps，该项目将随机抽取15000个家庭进行调查，覆盖全国25个省份的4万多人， 占中国人口的95％。
该项目在2008年开始了试点研究。 谢宇带领他的研究设计组，经常在密歇根和北大之间来回奔波。作为北大的客座教授，谢宇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并设置用来存储和处理研究数据的程序。
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孙燕记得那些早期的日子。她于2009年加入该项目，现在是项目的调查经理，负责监督每个研究区域内大学生访问员的招聘和培训。这些大学生会挨家挨户进行访问，而这些访问往往并不容易，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被访问的居民会叫警察来问：“为什么这个人在我们小区拿着台笔记本电脑东问西问？”孙燕回忆道。
访问员将受访者的答案输入计算机辅助系统，孙燕负责追踪这些答复，并用它们来改善调研问题。孙燕可以找出访问员在提出两个问题之间花了多长时间、是否会绕回之前的问题等。她说：“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来分析访问员的表现，以及问题是否被调查对象清楚地理解了。”
该项目的调查结果之一是中国的不平等正在稳步上升。 在2014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谢宇和当时的研究生（现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周翔报告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项目中获得的数据对于这个结果是必不可少的，谢宇说，因为官方发布的对收入不平等的估计要低得多。 他和周翔把这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区域经济差异和城乡差距。
该项目最新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年轻的中国人同居的比例增长，代替了婚姻。谢宇和现北大助理教授贾宇研究了2010年和2012年的cfps数据——这些数据在该项目诞生前从未被系统性地采集过——并发现同居在年轻人当中变得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身居城市的专业人士群体。他们在2015年的人口与发展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这项调查结果。这与美国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同居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中更为普遍。
“别和他玩扑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名誉教授罗伯特·豪瑟（robert hauser）是谢宇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学术顾问之一，现担任cfps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调查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首先，它是对比性的，整个方案的设计与美国类似的调查项目相当。 其次，它使用的是最先进的调查技术; 第三，所有调查数据都是公开的。“他说。
豪瑟在谢宇抵达美国后不久就认识了他，并记得他是当时学院里最有活力、最刻苦的知识分子之一。 “他非常出色而且擅长一切，”豪瑟开玩笑道， “不要和他玩扑克牌。”
另一位谢宇的长期好友和导师同意这一点。“他寻求建议，思想深刻，然后自己下定决心。”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名誉教授唐纳德·特里曼（donald treiman）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导师，总是竭尽全力确保他的学生为学术界的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这是他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宇除了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外，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其他三所中国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兼职教授。 这些任命使他能够担任大量中国社会学研究生的学术顾问。
张春妮曾是谢宇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之一，如今在北京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她说，谢宇的成就不仅是在中国引入了社会学研究方法，而且是帮学术界指明了值得研究的具体方向和指标。
“过去，大多数学者把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上。” 张春妮说，“然而，谢宇和他的学生专注于对中国的‘小’问题，特别是家庭问题的研究。这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吸引了更多研究这些问题的兴趣。 如今，与家庭有关的问题在中国研究界是非常热门的。”
谢宇的研究作为一个范例，展现了如何将中国问题纳入一个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并回答的研究问题，张春妮说。然而，与其抄袭西方研究，谢宇坚持认为对于中国的研究应突出其社会背景的独特性和变化性，并讲述不同的故事。
谢宇的cfps项目通过访问全国25个省4万多人，争取全面捕捉中国飞速发展的文化。
“我想要找出真相”
除了对中国社会的兴趣之外，谢宇还研究亚裔美国人相关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亚裔美国人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普遍更高，并比美国白人更有可能上大学。与纽约市立大学的amy hsin在2014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谢宇指出：学术上的刻苦努力，而不是在被测试的认知能力或社会人口学方面的优势，是亚裔美国人成功的最大因素。
然而，之后的研究发现了一些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在非亚洲人群体中。与密歇根大学的刘爱兰一起，谢宇发现亚裔美国人的父母和非亚裔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分歧。亚洲父母不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希望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 然而，在非亚裔的美国人中，来自低层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往往对子女没有太多期望，而较富裕且受过教育的父母却抱有很高的期望。该研究发表于2016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
这些关于亚裔美国人成就差距的研究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许多主流媒体的文章中频频出现引用谢宇出版的文献。谢宇拒绝被扯入关于他的工作背后的政策含义的讨论。 “我只想找出真相。”他说。
两年前，谢宇来到普林斯顿，成为普大新建立的paul and marcia wythes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及普林斯顿国际和地区研究所（piirs）的一部分。 该中心着重于通过跨学科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学。 谢宇说：“普林斯顿是少数能够引诱我离开密西根安娜堡的地方之一。”
该中心的目标是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结合了经济学、东亚研究、人类学、政治、宗教和国际事务。该中心也接待访问学者，举办系列讲座和研究生研讨会。
每年夏天，谢宇带领普林斯顿的本科学生通过piirs（“全球研讨会”）项目在中国学习，课程由他亲自教授。他说：“让这些未来学者们了解中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让他们在国内获得第一手体验。”
“有些学生在上普林斯顿之前学过中文，但即使是从未学过中文的学生们也都准备好了迎接新的挑战。”谢宇说。这些夏季旅行，加上定期访问监测cfps项目的进展，以及作为兼职或客座教授在国内五所大学辅导研究生，这些意味着谢宇每年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待在中国。但这是应该的，他说，“你需要经常访问，否则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
原文作者catherine zandonella，发表于discovery: research at princeton, 2017-18年刊。《知识分子》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
制版编辑： 许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