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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绝大多数被访者在生育二孩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增加的体力和认知劳动。
撰文 | 沈 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我和合作者2017年开始做上海已生育二胎的职业女性的研究时，访谈了二十多位二胎妈妈，由于用的是访谈法，我们并不求代表性。但最近两年上海社科院周海旺研究员和上海卫生健康研究中心陈蓉副研究员的大样本数据都显示，上海户籍人口中，已生育二胎的女性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而我们的被访者则符合了更可能生二胎的女性的人口学特征。基于两千多份的抽样问卷，陈蓉发现，上海户籍二胎妈妈仅有11.5%没有从事有偿工作。相比之下，瑞典被认为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70%的已育妇女在工作。上海和瑞典的已育女性工作率都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与瑞典不同的是，瑞典已育女性的高就业率与0-3岁托育机构的全面覆盖密不可分。在瑞典，85%的2岁幼儿在正规的托育机构里托管（oecd，2020）。而在上海0-3岁婴幼儿入托比例仅有12%。大量的照料重担都落在祖辈和母亲身上，而一旦祖辈，尤其是祖母和外祖母身体不佳，母亲很可能既要照顾上下两代人，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过往研究更多关注职场母亲留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但这一划分过于二元，也少有研究关注家庭和工作的互动是如何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我们最近发表在期刊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的二胎妈妈研究关注女性在生育后多元的职业轨迹，以及家庭与工作互动对于女性职业的影响。本研究关注性别化的认知劳动，这是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此外，本研究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关注 “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后，生育二胎与女性职业发展关联的实证研究。考虑到有6岁以前子女的家长需要在儿童照料上面付出更多，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可能更突出，因此我们把被访者局限在至少有一位孩子小于6岁。我们于2017-2019年陆续访谈了26位被访者。她们的年龄从30-46岁不等。其中5位有本科学历，14位有硕士学历，7位有博士学历。25位有上海户口，12位出生在上海，有17位是独生女。所有被访者都有5-1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14位在公共部门工作，2位在国企，3位外企，2位私企，1位创业，1位自由职业者。被访者个人税后年收入从10万到100万不等，家庭税后年收入在20万到170万不等。尽管绝大多数被访者在生育二孩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增加的体力和认知劳动。在家务方面，有12位被访者表示丈夫几乎不参与家务，只有3位表示丈夫能承担一半的家务；在育儿方面，有11位表示丈夫很少参与育儿，只有3位表示丈夫能分担一半的育儿劳动。二胎妈妈承担了育儿的大部分认知劳动和体力劳动。被访女性还面临了不同的职业局限和促进因素（constraining and enabling factors），导致了四种劳动力市场的后果：职业上升型（enhancement）、职业回弹型（rebound）、职业中断型（interruption）和职业停滞型（stagnation）。职业上升型
只有7位女性在生育二胎后经历了职位和/或收入的上升，这占被访者中的1/4。其中6位都是独生女，她们从原生家庭获得了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她们在育儿方面的投入增加，但工作强度不变或者增多，休闲时间相应减少。例如，被访者d女士因为二宝出生后的经济压力，变得更加努力工作。
“……我原来的时候在生他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经济上的压力，但是生完之后就是说这个想给他，那个想给他，对吧？那我这时候就是说，夸自己一点就是说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动力，也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我在律所里面放的精力就会多了一些，以前有些案子是坚决不要做的，但是现在要做……”
但无偿劳动（育儿）和有偿劳动（有收入的工作）时间的增长，使d女士不得不减少休闲时间：
“……以前生大宝之后我回家陪大宝看书啊讲故事什么的，还会设计什么游戏啊，然后呢大宝睡了我还能够看书，在家里还可以工作，现在这个时间都没有了。”
和《三十而已》里的顾佳一样，d女士注重对孩子的英文技能的培养，早早把孩子送入私立双语学校，规划好了出国读高中或者本科的路线，而她老公希望过更加轻松的生活，在生育二胎之后他的育儿时间和收入没有明显提升。当问及d女士对丈夫有何期待时，她回答：
“没有，我觉得原来我生完大宝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希望给他更大的空间让他去发展，就我来支持他，我来带孩子，让他来成长，但是成长好多年没成长起来我就放弃了。”
职业回弹型
职业回弹型女性在生育二胎之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但在跳槽或者重新工作之后经历了职位/收入的恢复或者上升。她们中断职业的直接原因是工作时间不灵活、想给孩子更多陪伴。职业得到回弹的被访者的共性是丈夫对她们事业的支持，以及能够外包家务和部分育儿服务。在4位回弹性被访者中，有3位是独生女。她们丈夫们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海市平均收入。lee女士生完二胎后想喂母乳到一岁，但是公司领导不允许，于是她辞职了。她回忆说：
“从职业女性的角度你要这么想，孩子需要你的时间特别短…… 母乳喂养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但是你长大了之后再大一点你把他放到托儿所幼儿园谁帮你都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的话肯定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lee女士在喂母乳到孩子一岁之后，重新找了工作，之后几年经历了收入和职位的节节上升。她认为：
“我得特别感谢我老公，实际上来讲我们俩有点像打配合的感觉，说在过去这几年里，尤其是说我生了老二之后，其实他帮了我担负了很多，因为这几年是我爬坡的过程，他自己开公司，他会比较相对来讲有自由度，但是我是没有的，所以他很大程度上能帮我去看孩子，所以我们俩的配合通常是说他是带孩子的，比方说周日啊出去都是我老公，我在家里可能我要加班，可能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所以这个是我…… 如果实在实在不行的时候，我们家里有阿姨嘛，因为我现在的阿姨就是我们讲全天的那种，就她在家里帮我去盯一下。”
lee女士的丈夫是被访者伴侣中少数几位可以做到平分育儿的。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家务基本外包给保姆，使得他们夫妻可以把重心放在育儿和事业上。但 “帮我去看孩子”，暗示了lee女士认为育儿主要是她的工作，因此她非常感激丈夫的付出。职业中断型
职业中断型的女性有5位，她们经历了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双重减少。她们中断事业主要因为缺乏家庭和社会的育儿支持。9位多子女家庭出身的被访者中，有3位属于这一分类；而在17位独生女被访者中，只有2位在这一类别里。被访者小辰是上海出生的独生女。由于自己母亲生病，无法帮忙带孩子，而辞职做了 “全职妈妈”。当问及 “你从全职工作到成为全职妈妈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吗？” 她表示：
“心理准备蛮久，因为我知道上班要比在家里轻松，真的是这样，家里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比如我妈这个礼拜要看病，要提前两个礼拜预约啊，外婆什么时候要看病啊，看的病也不止一个科室，就是要惦记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时候要开家长会啦这些。这些我老公都不管的。”
小辰作为高学历二胎妈妈，既要定期陪她母亲和外婆去看病，又要照顾孩子，不得已辞去了稳定的工作。而她的丈夫每天在家打6、7个小时游戏，不做家务，也很少参与育儿。小辰提到：
“其实做家务这种最累的不是体力上的，而是你脑子里会一直有一个钟，几点要干嘛，这个一点都不能错乱，精神上挺累的，但是在精神上他一点都没有帮我分担。”
小辰的叙述反应了认知劳动对人造成的精神负担。虽然自称 “全职妈妈”，但小辰和《三十而已》的顾佳一样，时不时会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协助丈夫工作，因此，她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全职妈妈。小陈说她想过离婚，但只是想以此威胁丈夫，希望他多做家务，而不是真的决定离婚。但是这样的威胁效果有限。职业停滞型
属于职业停滞型的被访者大多在公共部门工作，她们工作稳定，但缺乏上升流动的空间，在二孩出生后，生活重心转向家庭。工作缺乏上升空间是她们把生活重心转向育儿的原因之一。她们也获得了上一代巨大的育儿和家务支持，认为没有辞职的必要。被访者小d是公务员， 当问及对升职是否有期待，她表示：
“没有，这个也是要有机会的，公务员和企业也不太一样，也是熬资历，而且女性机会也比男性少，我们三十多位科长，只有一名女性。”
尽管家境优越，小d并不会考虑当全职妈妈。她给出的理由是：
“我总归还是觉得女人一定要上班挣钱，哪怕挣少一点，那也是自己的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经济条件决定家庭地位，什么都问老公要，我也会看不起自己，而且不工作也会和社会脱节的。如果现在不上班，之后等小孩上幼儿园了，自己也不好找工作。”
几乎没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考虑当全职妈妈，小d给的理由—— 全职妈妈家庭地位低、与社会脱节以及再就业困难，非常有代表性。基于我们的访谈，在非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中，在生育二胎之后职业中断或职业转换很常见，她们的工作重心转向育儿，但她们丈夫的职业更少经历这种转变。独生女更可能集中在事业上升和事业回弹这两个分类里，这表明她们在教育和事业方面积累的优势可以持续到生儿育女之后。但这一优势的持续是以上一代的支持和稳定的工作为条件的。上一代的支持抵消了家庭不友好的劳动力市场和普遍存在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独生女的赋权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称之为 paradoxical empowerment。兰卡斯特的副教授胡扬在2016年出版的书中提到，年轻中产女性经历体现了生命历程的结构性不一致（life-course structural inconsistency）。在校期间，她们经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她们被要求在应试教育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名牌大学。在这个阶段，家长、老师和社会对她们的主要期待是去性别化的。然而，在结婚生孩子后，社会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期待女性在家庭中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默认家庭内男女角色不同。这些期待促使职业女性接受了性别化的角色。因此，她们为了家庭调整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经历了性别的 “再社会化”，接纳与遵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而她们丈夫的职业受到结婚生孩子的影响较小。结 语
我们的被访者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她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孩子准备了学区房，报各种兴趣班，而她们的丈夫更少操心子女教育。在育儿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无法转变为人力资本，可能会影响她们的事业发展。虽然城市女性的就业率在20年来呈下降趋势，但有上海户口的二胎妈妈中，在职的还是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有上一代以及保姆帮忙。而一旦祖辈无法帮忙，她们可能陷入小辰一样的困境。有高学历却无法在家庭角色之外施展才华，这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她们的境遇值得社会关注。在二胎政策开放之后，上海户籍人口中生二胎的以高学历高收入的在职女性为主，我想在其他生活成本高的国内一线城市可能也如此。因为生活成本高，只有高收入人士负担得起养育二胎的教育和住房成本，生二胎行为开始成为中产和中上层的身份认同符号。周海旺和陈蓉的研究都显示，“经济上负担不起”成为上海家庭不愿意生育二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宏观来看，考虑到上海的生育率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在世界极低水平，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发展，政府应该给生育二胎家庭提供保障，成为0-3岁育儿的主体。从个体权利角度来看，生育不应该成为有钱人的特权，社会应该确保不同阶层的家庭都生得起，养得起。
参考资料
陈蓉. 我国大城市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迁趋势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
周海旺，高慧. 上海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生育福利政策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9. 2019.
hu, y. (2016). chinese-british intermarriage: disentangling gender and ethnic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oecd. (2020). sweden’s support for parents with children is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but expensive. http://www.oecd.org/els/family/swedenssupportforparentswithchildreniscomprehensiveandeffectivebutexpensive.htm
shen, y & jiang, l. (2020). labour market outcomes of professional women with two children after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onlin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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