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谁一手制造了 “文科误国论”?-ag凯发真人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 “科学”，至少最接近 “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

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学、史学、人类学…… 这个已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学科，是不是更像一门低能学科？

政治学也越来越像理科了，一直摆出高冷姿态，客观、严谨、中立、拒绝感情和价值观，但从业者们消耗了天文数字般的学术经费后，在2016年几乎异口同声断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他们后来眼睁睁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样，看到2021年初 “勤王大军” 暴力冲击国会，其憋足了劲的精英反应，也只是发表一份两千多位学者联名的公开信，声称他们 “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参与政治”，呼吁捍卫民主和赶走时任总统，然后了事—— 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痒的半纸鸡汤文，到底 “理解” 了什么？理解来理解去的结果，不过是一枚油腻和万能的 “民主” 标签。他们就不能比街头小贩或乞丐说出更多一点智慧吗？

心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来越依靠药片、仪器、实验室、数据库、模糊数学，其理论前沿已推进到神经元、基因、人机系统、大脑图谱的纵深。与此同时，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严重抑郁症数目一路狂增，将在十至十五年内成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当法国国家卫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 desmurget）报告，以十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人类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现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 “学” 在哪里？能否告诉我们对策和出路何在？随着心理学的产业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诊疗有偿业务，到底是证明这一学科的成功还是失败？

社会人文 “科学” 的很多现状就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

也许，衮衮诸公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蚊子也是肉，钢镚儿也是钱，众多局部的发现和创见，积累于人类文明的长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长。只是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这些学科的 “科学化”，即向理科的靠拢和模仿，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至少尚未出现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里划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 “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达尔文语）的职责。

他们是在哪里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 “科学”？

或者，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 “科学” 本身？

science（科学），中国俗称 “赛先生”，在严格意义下限指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即 “牛顿时代带着唯理论浪潮，也带着经验论浪潮呈现在我们面前”（赖欣巴哈语）的一系列认识成果。在这里，如赖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两大浪潮的汇合，即数理工具和实验工具的并举，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兼备，才构成了 “科学” 的成熟形态和清晰边界。

爱因斯坦有类似看法。1953年，他给一位叫斯威策（j. e. switzer）的人写信，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项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其一是 “源于古希腊欧氏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其二是 “文艺复兴以来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发现因果关系的可能”。他说“人类居然做出了如此发现，（这）才是令人惊奇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 “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 “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 “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过程。不过，这已够激动人心的了。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以至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 “科学” 等同于 “知识”，再等同于 “正确”，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

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这已类似神学家的态度，即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过的态度：以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窝蜂向理科看齐，觉得自己不懂 “数理” 的纷纷内疚，怎么也得 “实验” 起来的万般焦灼，如此 “科学化” 潮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也许没什么不好。文理之间的互鉴纯属正常。事实上，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见的空疏、虚玄、零散、模糊、偏好、独断、大而不当，还有过于依赖比喻的抖机灵或耍滑头——出于职业习惯，科学家最反对这样做。

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

有心人已发现：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伦敦用了八小时，而五十年后，类似飞行的时间未见任何缩短。1969年载人航天器着陆月球，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足迹未能延展得更远，太空探测器也无质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赖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克星敦号航母，最高航速已达33节，而七十多年后投入现役的核动力戴高乐号，舰重减轻，航速却只有27节。上世纪的60年代，很多人认为有生之年可实现星际旅行，但眼下连他们的孙辈，也只能用游戏机去火星。上世纪50年代，教授告诉学生们，五十年内人类将实现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人造太阳、海底城市、汽车飞天也不是梦想，但眼下学生的学生告诉学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许，可能，大概，是外星人远程锁控了我们的大脑（网友语）……

爽约不胜枚举，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广义相对论提出）、1927年（量子力学完成）、1928年（《基因论》发表），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几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间相约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么辉煌的狂飙时代呵，后来的人类怎么啦？学制越来越长，经费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论文越来越厚，但悠悠百年过去，科学界仍活在前辈巨人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叶叶的项目那里，很多人也不过是为赛道上毫米级的胜出而毕生呕心沥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学泰斗在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报告会上，对欧洲科学家们宣布，物理学已走到尽头，人们只能远望 “天边令人不安的两朵小小乌云” ——这还是指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指二者所构成的分裂僵局。

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滞》一书中断言，人们已经摘完了科学 “所有低垂的果实”。2013年，《自然》发表一篇更悲观的文章：《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christopher search）认为：“理论粒子物理绝对是一门死学科。” “几十年来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新发展。” 其证据之一是：“现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读研究生时用的完全一样…… 如果某个领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难道你不认为教科书会过时，必须被全新的取代吗？”

好容易，一线机会终于出现。2011年，欧洲 “超光速中微子”实验团队（奥普拉）大喜，宣布他们已两次捕捉到这种粒子，打破了爱因斯坦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论断。全球科学界为之一震：显然，这对科学的颠覆将超乎想象，几乎意味着因果律的轰然坍塌，时光机、时间隧道等触手可及。

但接下来，各路科学家会集于白雪皑皑的意大利格兰萨索山，十多万人通过视频日夜观看实验现场，最终只等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法国籍和瑞士籍的两位团队领导引咎辞职，因为 “超光速” 并未实现，团队此前的两次假成功，不过是掉链子——“gps接收器与电脑之间的光缆松动了”。以致一位意大利同行自嘲：这就对了，我们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条基本法则——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事情是准时的。

研究生们的教材看来还是无法更新。

这是新科学临盆前一时的屏息宁静，还是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大铁板之间已脱困无望？没有人知道。当然，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人们毕竟迎来了抗生素、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核动力、太空望远镜、人工智能……这一切在媒体上眼花缭乱热浪滚滚，正在全面定义新的业态与生活——不过，称之为 “科学革命” 让人犹豫，换上 “技术革命” “技术繁荣” 之类用词显然更合适。不是吗？技术受惠于科学——特别是其基础与核心的原理，总是比后者慢一拍，不过是科学的传导、应用、衍生、物态化以及潜能释放，是科学这棵大树上晚来的开花结果。

人们享受果实时，希望确保果树根系的强旺活力，确保下一轮种苗的萌发，大概不会是一份多余的关切。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

一个中国人可能这样回答：实事求是，因实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结合，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套实践大法，接近西方的 “经验论”，在古希腊主流学界那里却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腊学者虽不排斥实践，但不觉得实践是多大的事——也许那些宗教精英、贵族精英们成天翻着羊皮书，对出门干活流汗一类本就不大擅长。在他们眼里，“真理”（true）高于 “真实”（fact），是世界固有的内在性逻辑，是以数学为范本的抽象体系。人类不是靠观察，而是靠洞见才能一步步进入那个普遍、绝对、神圣的公理化秘境——为此，你哪怕成天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关系。

有一个根号2的故事。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伟大的几何学家，最先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中，“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叫 “毕达哥拉斯定理”，又称 “勾股定理” 或 “百牛定理”——因为他的团队曾宰杀一百头牛，欢庆这一伟大定理的诞生。

不料，他的学生西伯斯却发现一个疑点：如果一个正方形边长为1，那么根据该定理，其对角线的长只能是根号2；然而这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在无理数概念尚未产生的当年，完全是一个怪物。毕达哥拉斯对此也百思不解，守着一条真真切切的线，面对一个逻辑漏洞，惊骇不已痛不欲生。为防止整个公理体系的崩溃，他恼羞成怒，下达封口令，严惩学派 “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击，把那个仓皇出逃的家伙五花大绑，丢入大海喂鱼。这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若事实抵触公理，那就把事实干掉！

事实算什么呢？事实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在他们看来，观察和经验一再欺骗我们。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楼等，都是这样差点骗过人们眼睛的事实幻影。那么根号2肯定也是！

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带着这一股唯理论的狠劲，一种痴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顾，长驱直入，倒是在演绎法上别有所长——这是事情的另一面。从 “万物皆数”（毕达哥拉斯语），到 “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图语），到 “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伽利略语），到 “一切科学均可最终转化为数学”（莱布尼兹语），到 “数学是科学的皇后”（高斯语）…… 欧洲的数学狂们层出不穷，创造了埃及、印度、中国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知识理想和知识类型。

习风所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穷究五花八门的本质属性：人有人性，猫有猫性，树有树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连普遍与具体本身也各有其 “性”，自然与理念本身也各有其 “性”。这些 “性”，或者说这些 “是”（being），在中国人读来很陌生，特别扭，太烧脑，简直没法准确汉译。其实，作者不过是想编绘出一册数学式的公理大全，把满天下的抽象本质一网打尽，让它们从不甚完美的 “事实” 表象中显现出来。

不得不承认，这种准神学家式的执抝，使一种强大的数理工具源远流长。当东方的实践家们有了算术，有了算术就大体够用，能应付春种秋收、治国安民一类俗务，欧洲的唯理派却收获了数学——包括欧氏几何、无理数、对数法、虚数、微积分等，为 “科学” 勃兴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旦与发端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潮两相汇合，互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顿时代的喷薄而出就只是迟早问题。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预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似乎怎么走都顺，哪一条腿迈在前面都行。

以至从某一个节点孤立地看，有时知识还可以跳过实践，把实践落在后面，在学者密室里以先知预言的方式 “先验” 地发生——上帝就是这样干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这样：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间位置，当天文学家后来架起望远镜，对准夜空中的那个位置时，果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白点，与预估点位竟相差无几。

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也是这样：门捷列夫依据原子质量大小，对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导，发现了一些先有数据、而无实证的空白格子，而这些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镓、钪、锗等），事后果然被发现，由实践家们一一捉拿归案。

正因此，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书中谈及真理的标准，除了 “外部的证实”，即经验派所拥戴的实践检验，还加上了另一条 “内在的完备”，包括逻辑的简洁和美（比如他爱不释手的e=mc²）——这其实是延续唯理派一脉遗风，深切怀念演绎法永远要求的严密与纯净。

“上帝不会掷骰子。” 他的另一句名言，显示出他对因果律笃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儿心目中那种精密运行的钟表。

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唯理派在牛顿时代的好运气，并未延续太久。一旦遭遇现代科学的冲击，“钟表” 之喻渐渐不合时宜。

不妨耐心回顾一下。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种普遍、绝对、神圣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黑格尔等人那里撞上辩证法，陷入正题、反题、合题的迷阵，形式逻辑让位于辩证逻辑，“自相矛盾” 从此有了合法性。接着，它在贝叶斯等人那里撞上概率论，必然逻辑让位于或然逻辑，等号几乎都成了略等号，“差不多” 和 “大概是” 从此有了正当权。再后来，它在哥德尔等人那里撞上 “不完全性定律”，发现公理的一致性与完全性不可兼得，数学的自洽和相应证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逻辑体系原来一直处于带病的状态，不能不让人惊醒和沮丧。到最后，它被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裂炸了个半晕，发现在高斯、黎曼等人那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约，统一逻辑变体为多重逻辑。它还在普朗克、海森堡、玻尔、薛定谔等人那里，被量子力学拖入一片泥沼，发现在亚原子层面的微观世界，与常规世界不同，几乎一切都 “测不准”。a也是b，有也是无，到底是什么，其随机结论只是取决于人们采用何种观察方法和观察工具，因此因果认知的客观性被釜底抽薪。

连因果律的坚信者爱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实证层面，至少在假说层面，也对自己伏下了潜在威胁。所谓因果，只能是前因后果吧，只有在时间轴上才有意义吧。然而，恰恰是根据他的相对论，时空不可分割，均在运动中变化。运动的尺在相对变短；运动的钟在相对变慢，达到光速时则时间消失。这就相当于说，一切因果链在那时都会溃散，在超过光速时则会倒置。一个乡下老汉可能因此万分惊骇：照这样说，人岂不会先死而后得病？孙子还会出生在儿子以前？

显然，要安抚老汉，确信这种惊骇大可不必，只能靠一条：宣布时光机是无聊的科幻，宣布爱因斯坦就是物理学的终点，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判断永不可动摇。所有后来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奥普拉”团队那样，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们都会同意这一点？

很多人也无法证伪这一点。一切还是疑雾重重，构成了眼下知识生产的重大困难。换句话说，作为科学远航的双引擎之一，唯理论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却，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数理革命的余热还热在应用技术的另一头，包括成为某些文科研究领域的新时尚，包括 “数字经济” 启爆革新大潮，“大数据” “云计算” 风起云涌，算法工程师和独角兽企业拿走了业界最丰厚的年薪或利润。

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发展，看来主要依重经验路线和经验方法。可望成为科学最新主角的生物学，据说就是这样。黑洞、暗物质、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据海量的观察和实验，靠的是科学家们务实苦干、摩顶放踵、大海捞针、集沙成塔——发现海王星的那种先知式奇迹，已十分少见。

这其实很对中国知识传统的胃口。中国古人讲究急用先学，仅靠区区算术就鼓捣出了 “四大发明”，还鼓捣出算术因素更弱更少的中医成果。中国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最多的技术专利申报、最多的科技论文发表、最高增速的新技术产业规模…… 都汹涌而来蔚为大观。

中国人重应用、重实据的务实风格，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儒家传统中 “实用理性”（李泽厚语）或 “实用主义”（安乐哲语）的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知识风气远欧陆，而近英美，英国人培根就狂赞过 “三（四）大发明”，孔夫子最像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论旗手 “杜威先生”（蔡元培语）。当唯理派走下神坛，英美经验派更愿意强调，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其实源于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样是干出来的学问，其人间烟火气不应被掩盖。中国人对这样的说法最可能鼓掌。

这没什么不好。实践确实是真理之母，哪怕在爱因斯坦那里，也是检验真理的 “唯二” 标准之一，响当当的。只是作为科学远航中的另一台引擎，进入现代以来，实践也面临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点：

1. 实践盲区

这么说吧，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伽桑狄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 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 “民科”，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

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元、以克为单元、以秒为单元，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 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

大型球面射电 “天眼”，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 “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

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 “山寨” “接汤” “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军工联合体” 通常成为拼抢战略红利的优先投入部门。

依据同样的利益逻辑，早在1976年，美国的一半医疗支出都用于照顾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块用于性无能和脱发谢顶，相关研发显然不是为大面积穷国和穷人所准备的。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长此以往，知识与利益捆绑，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确定，却可能是人类迫切需要，乃至整个知识生态中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场挤压，退出人们的视野。

一种知识的失衡不易补救。

2. 实践窄道

一个前辈观察当下的生活，也许也会觉得现代人太无能，在越分越细的现代分工体制下，只能打拼在生产链的一个小小节点，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邻工序就是废才，比如医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肠大夫，管结肠的与管直肠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这远不如从前：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教师多是 “全科” 教师（如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数理化），连一个农民也可能是 “全科” 农民（农林牧副渔样样上得手），如此等等。

现代人回到家里也许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学历的白领，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面，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门挖草药。他们被 “傻瓜化” 的各种家用自动设备，被发达的电商配送服务，宠成了一个个 “巨婴”，屁股常在沙发里生根，不时靠旅游、八卦、表情包来打发闲暇，还以为自己操弄傻瓜相机就懂得了摄影。

专业细分是知识增长的势所必然，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不就得这样吗？何况日子过好了，有钱人无须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过时的知识和能力，要丢那就丢了吧。不过，如果他们的实践面过分收窄，“零件化” 的职业状态叠加 “原子化” 的心理状态——某种个人主义的自恋和自闭，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对父母、亲戚、邻居、朋友、服务者、合作者、庶民大众的兴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虑、情义、背叛、绝望、斗争、虚伪、牺牲中的历练，欠缺作为一个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会阅历。如果事情是这样，“巨婴” 们就真的长不大了。

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 “冰雪” 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到这一步，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与他们的心智接轨，更谈不上共振。

“奶头乐”（titty tainment）的亚文化潮流便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适的生长土壤，找到兴风作浪的资本吸金神器。娱乐为王，刺激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迁就受众轻浅的理解力，各种 “神剧” 都能成为热剧，“狗血” 与 “鸡汤” 最容易成为头条。即便偶尔涉及历史和政治话题，有几枚流行标签就够了。他们一通嘴炮打下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记得的恒记，不愿记的恒不记。碰到不顺耳的看法，有条件时要踩，没条件时创造条件也要踩——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就说到文艺和时论，说回到文科知识了。据说 “奶头乐” 是出于冷战对手的阴谋，是刻意制造娱乐快餐，意在填满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和能力。其实，即便没有外部输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忧，可诿责于父母、学校、社会的 “娇惯” 和 “过度保护”，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条件和趋势不变，只要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这些人想离开文化奶嘴，恐怕也难——这里既有知识的失衡（多表现于理科），也有知识的失真（多表现于文科）。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 “利令智昏” 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 实践浮影

延续前面的话题，这是指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 “脱实向虚”。

这也就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尚属正常，资本主义拉动生产力，知识多服务于实业；然而自后工业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 “虚”。

事情起码是这样。

读书当然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小，知识多是亲历性的直接知识，所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吃上一口。由此产生的知识量显然不够，非常不够，人们急需用书本补充间接知识，不能不羡慕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尽管庄子对书本并不特别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陆游也对书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毕竟那时间接知识极度稀缺，读书人都是宝贝疙瘩，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军队里的连长或营长，身边能有个识文断字的文书官，能看懂命令和地图的那种，还相当稀罕和要紧。

变化的拐点很快到来。中国的文盲率已从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学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印刷机、网络服务器开始热得发烫，谓之 “信息” 的间接知识出现疯长和爆炸，反过来大规模挤压和取代直接知识。

在很多人那里，“知识” 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 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 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一百本书产生一百零一本书，一千本书产生一千零一本书，知识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链条无可遏止。知识的分支也无比庞杂，以致同科俩博士也可能互为聋子，因分支不同就听不懂对方的概念。从学前班到博士后，从鼻涕娃到白发生，很多人半辈子或大半辈子都在读读读，如果入职院校或媒体，更可能成为终身 “书虫” ——这种情况在文科领域特别多见，也特别令人担心。

书本有什么不好吗？能因此见多识广、旁征博引、集思广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类智商提升和文明兴旺的最大优势？

这话没错。不过，美国电影《心灵捕手》（1997年）里，一个禀赋过人的学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骄子，曾被老师的一段话震击：

这些大量冒出的 “知道分子”（网友语），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缺少现场性的感受和经验，缺少实践的重力与活性。采访、座谈、参观、视察、实习…… 当然也是实践，聊胜于无，但如果不足够和深度地去做，便不足以激活、消化、修正、补充间接知识——更不要说发展了。永动机式的空头理论，看似环环缜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恒定律，做起来根本没戏，就是这样来的。文科里的 “口舌之学” 而非 “心身之学”（王阳明语），也是这样来的。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位从未做过任何生意的在教经济学，一位从未参加过任何实战的在教战役学，一位从未当过记者或编辑的居然开讲新闻学，一位既未当过官也未造过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学，而一位个人品行很糟糕的家伙则可能一再发表伦理学论文…… 你就那么相信？把他们的学问不断学舌和复制下去，人们就那么放心？

读书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积弊日深的全球现有教育体制延绵数百年，经新资本主义的塑造升级更为根深蒂固，需要一种大体检，需要一场大手术。这包括设计和推出一种新制度，视工龄与学历同等重要，更鼓励师生双方对险难岗位工龄、研发工龄、多岗工龄的积攒，以重建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大大提升实践的地位，从根本上打掉应试教育、论文生涯所组成的荒唐闭环。如此等等，也许是所有社会改革议程中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改革——至少是之一。

问题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接受这一点。文凭工厂、论文生意等已把他们养得够肥，好日子还得过，知识利益的等级化和垄断化还得加固。哪怕 “花钱买版面” 在眼下很多地方已见多不怪并寡廉鲜耻，哪怕 “sci数据库” “jcr报告” “影响因子” 充满猫腻，不过是出自一家私人公司的生意经，业内不少人心知肚明，但还是会被奉为国际科研评价体系的超级指挥棒。寄生于现有体制的大批教育商、学术商、传媒商、知识官僚已不习惯让实践家——特别是底层的实践家，带着汗水和手茧闯入他们的专属殿堂。

“行万里路” 也好，“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语）也好，这类话也会被他们说一说，出现在什么演讲词里。不过其意思很可能被理解为旅游的消费账单，或看一眼平板电脑里的专题纪录片。如果能成为社会公益的形象工程，三两点缀于履历表，那更属难能可贵。

这样，很多企业和事业机构常感到无人可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却对社会感到畏惧，不愿毕业离开安全的校园，也不愿结束 “宅男” “宅女” 的日子。教育与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知识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特朗普这一口白，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底层人对精英阶层的戒心和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选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环。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对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和比对，发现政治家中，平均学历高的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绩更糟。连麦肯锡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标准，也是一要 hungry（饥饿），即绝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 street smart（街头聪明）：即灰头土脸摸爬滚打一路拼上来的，切不可是高学历的书呆子。

这类迹象通常会被主流媒体闪过去。不用说，实践主体意味着人民主体，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将严重冒犯某种隐形的政治机心与伦理禁脔。不少媒体人对此心照不宣，不会去斗胆冒险。

2020年的美国让人看得步步惊心，一些中国 “文革” 的过来人大概还有几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 “四旧”），游行示威不断冲击政府和议会（炮打司令部），烧汽车、抢商店、枪击案的暴力呼啸说来就来（文攻武卫），种族压迫的老账与暗中通俄的现行一起查（深挖阶级敌人），家人之间因政治反目并公开举报（亲不亲，路线分），连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视为政治陷阱（宁要资本主义的病，不要社会主义的医）……愤怒者几乎把一部历史剧异地重演了一遍。

两相比较，一个中国女孩穿条花裙子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遗毒，与一位西方老妇戴口罩被指责为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背叛，实为异曲同工。中国当年并无贫富分化，也没外来移民群体，不存在具体利益冲突，也闹得那么凶，似乎不好理解。当这种失控出现在经济、教育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于 “山巅之国” 和 “上帝选民”，也是一种不好理解。可见，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意识形态教条化、极端化的失控，可随时击溃人的智商和温良，集体犯晕是一个持久的隐患。

其实，意识形态是思想竞争的正常工具，在其早期大多如此；一旦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状态，才会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现为信仰狂热，思维僵硬，脱离实际，无视事实，求助假新闻，成为一种不由分说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 “不争论”，不是没有对主义的思考，只是因为书生们吵架误事，耗不起，说不清，不会有任何效果，“越辩越明” 之类说法根本不灵。神主一上阵，只可能死磕到底，只可能掀桌子，砸场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么来一道封口令，便不失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务实者的权宜。

马克思在原则上同样寸步不让，却也至少五次宣称自己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页、第21卷541页附录、第37卷432页、第37卷446页、第22卷81页。这无非是他担心自家学说也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动活泼和包容开放的应有之义。他的自信表现为一再鼓励他人向自己发动质疑。

事情看来是这样，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要排涝就排涝，要修车就修车，要包产就包产，要反腐就反腐……谁会同自己的眼睛和钱过不去？除非白痴，很少人不通情理。

因此，常见的情况是，越是到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官员、科技人员那里去，就越少听到意识形态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远离具体现场，一脑子事实换成一脑子理论，人们活得高雅和高深起来，闪耀着这种或那种 “政治正确” 的神圣光环，事情才会陷入危险，连 “花裙子” 和 “口罩” 也能通过 “上纲上线” 顷刻间变得易燃易爆。到那时，书本左派对抗书本右派，书本激进对抗书本保守，书本效率对抗书本公平…… 在书本知识的混战危机中，再好的道理都没法说了。

这并不是说 “读书越多越反动”，不是说大老粗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无论学历高低，人们谈 “主义” 时都容易崩，谈 “问题” 时都不难磨合，与穿不穿草鞋没关系。这也不是说书本一定会惹祸，而是说这世界上，所有知识最终都需要落地。唯实践能清醒所有 “永动机” 式的理论空想，唯实践能给神主知识退烧、脱敏、活血、解毒，是知识重获解释力和引领性的前提，是一切伟大理论活的灵魂。

毛泽东1937年撰写《实践论》。一个极穷、极弱、极乱的大国在当时几无发展前例可援，各种洋教条让国人左右皆误、一再迷路，若无《实践论》的唤醒，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自主解放，全社会行动力的不断凝聚和增强简直无从想象——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生动故事，可为今人借鉴。

这就是 “下要接地” 的意思。

如果说神主知识不可取，碎片知识同样让人头痛，是时下求知者们的另一大灾情。这样说的背景，是当代的知识产能实在太强了，未来的知识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严格地说，对每一块石头都可考古，给每一个人都可写传记，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值得成立n个研究院去探索……但我们需要那么多知识吗？太多信息让电脑死机，太多知识让人不堪其累，会不会反有多方丧生之虞，让人们不是更善于行动，而是更难于行动？

也许，需要一种筛选优化机制，助人们适时轻装上阵，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谱的知识。还需要一种活化组织机制，让万千知识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组成手脚四肢和五脏六腑，共享统一的灵魂。不能不提到，随着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风行，旧的独断论遍遭清算，只是一篙子打翻所有的 “大叙事”，视一切概念为 “能指” 和 “神话”，在文本符号里层层揭伪，层层打假，把造反进行到底，痛快倒是痛快，但也有虚无之危——把 “遮蔽性” 统统罪名化，其本身是否也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独断论？人们至少可以先问上这么一句。

这事暂且从略，不妨以后再说。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是复杂科学的世纪。” 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为认知对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么文科（还有医科）以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人为认知对象，当然更是复杂加倍——虚无主义也许不失为一面应时的破镜。由于识字率越来越高，由于知识产能马力全开，由于各领域、各层级、各门派、各分支、各种方法和风格、各种利益背景和实践细节，无一不在盛产知识，再建 “大叙事” 确已困难重重。于是人们习惯于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头痛医头（甚至只医头发），脚痛医脚（甚至只医脚皮）。国学派同工业党谈不拢，多元派同法律党谈不拢，这还算好理解。反核圈同劳工圈谈不通，女权派与自由派谈不通，就有点费解了。

更让人奇怪的是，同是动保人士，宠物派和野生濒危派可能势不两立；同是原住民维权的同道，修路派和拒路派可能不共戴天；同是在抗议超级跨国公司的资本全球化，新左派、同性恋、民族主义者、黑客、素食人士、裸体主义者倒可能自己也闹成一团，甚至打上一场…… 有关瑞典 “环保少女” 的争议不过是最新一段插曲。

不是要百家争鸣吗？争一争也许不错。既然都有理有据，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但如果人们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发声，都希望别人张大耳朵听好，却缺少耐心、兴趣、时间听别人发声，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种正常。即便把杠精们挡在门外，都端起学术架子，拿出绅士风度，开出一个个优雅的高端研讨会，然而只要小题目路线仍至高无上，互相屏蔽者的合影与碰杯也不正常。

笔者的记忆中，有两位文学朋友曾靠三五句话一见如故，立刻撇下我等庸常之辈，另择一室亲密深谈。可没过几分钟，大概也就是七八句话的工夫，两人又破门而出各奔东西，一个大骂 “骗子”，另一个断言 “那家伙屁都不懂！”。

必须指出，作为前述实践盲区、实践窄道、实践浮影的产物，这种碎片知识多出于白领人士，往往经验含量甚少，戴上旧式的 “经验主义” 帽子并不合适。也许它更像一种小教条主义，或者说，是小教条和小经验煮成的一些夹生饭。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经验贫血症同样显现于此。

长此以往，众声喧哗，谁也听不清谁。没有统领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让位于形形色色 “我” 的真理。换句话说，“大叙事” 溃散，其意外代价是大 “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随之缺位或暧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识无法得到一种知识方法、知识伦理的黏结与组织，离可操作性已越来越远；这一情形离争夺资源的难看吃相，倒可能越来越近。

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入场便不可避免。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劣迹斑斑的 “全球化”。“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

这就是 “上要接天” 的缘起。

科学史家库恩说过，“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 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包括借助 “直觉” “意会” “无意识”，以革命的方式共约和共建新的 “知识范式”，打造一个新的思维共惠平台。这差不多是说，在不同专业之间，靠嗅也能嗅出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向上升维，分中求合，以结束各自的画地为牢，结束各自专业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这种哲学高瞻，需要对人类实践实现大规模的修复，需要来自实践前沿的睿智，既贯穿于各自的专业自信，也体现于及时的专业自疑，永葆自疑这一求实求新者的必备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维的蓄势待发。这种哲学高瞻也需要人格与胸怀。

康德是一个兼职数学家，终身蛰居偏僻小城，过着清贫的日子，其墓碑上却刻有这样一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 这一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众多求知者的风貌，也蕴积了当年知识之所以成为力量的磅礴心志。那时候的人们并非说话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灵是多么广阔！人们握有经验方法与数理方法两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 “接地” “接天” 之道，就能把整个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前人已远，后人接薪。时值全球现代化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知识小格局碎了又碎，我们能否重建 “三观”，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识的任督二脉，找到各种知识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约、消化、滋养、激发的成长机制？我们能否跨过前人的许多见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谋术有别，为学相济，做事有别，为道相通，让全人类文明成果再次汇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这是逼近每个求知者的又一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