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口普查数据度可信吗？低生育率问题何解？-ag凯发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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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一苇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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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1日，，显示中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老龄化加剧。

数据公布后，网上多篇帖子质疑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其中一个帖子统计了历年总人口年增量数据（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年度净增长量），称该数据自1990年基本保持波动递减趋势，2019年降至467万，与此同时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往人口普查和历年抽查数据，计算得出的2020年人口年增量为1173万，相比2019年增幅巨大，与往年的递减趋势矛盾。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表示，相对抽查而言，普查数据比较准确，而普通年份抽样调查漏报可能性大。

“如果七普是准确的，那说明以前的数据有问题。” 他说，由于普通年份的数据是依据抽样调查推算的，通常是真实世界数据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注：除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外，国家统计局每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人口抽样调查，逢五年份为1%抽样，其他年份为1‰抽样），容易 “有偏差”。

陈卫举例，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是1635万[1]，这一结果由1‰的抽样调查推算得到。而2015年1%的抽样调查推算当年3岁人口达到1800万，比上一数据多165万。

如此巨大的差异是抽样统计的正常容错范围吗？陈卫说，这一误差 “大大超出了抽样调查的误差范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也认为，抽样调查有漏报，不适合以未经调整的漏报数据和新普查调整后的人口总数简单对照。“2020年的人口增量肯定不是1173（万），” 她说。

她透露，此次普查后，统计局会调整2010-2019年间部分年份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以修正以往年度变动抽样调查的漏报，增加历年年度出生人口。“尤其是在行政数据共享还未开展、变动抽样漏报率高的年份。”

而此次普查数据的可信度有多高？5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 “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 专家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表示，比较自1980年开始的最近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相对最高。

翟振武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核心指标是漏报率，也叫漏登率，反映了登记遗漏的情况。通常在普查登记结束后，全国再统一抽取几百个小区，进行登记质量的抽样调查，得出漏登率数据。[2]

人口统计的误差分漏报和重报。漏报往往有系统性，如1990年代，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考核和罚款，许多农村地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选择瞒报新出生人口。[3]

国际上，通常将3%作为漏报率的约定标准。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漏报率一般在1.5%-3.5%之间。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漏报率为1.81%，是历史最高，最低的则是1980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0.056%。

而此次普查漏报率为0.05%，创了历史新低。翟振武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普查。

翟振武介绍，之所以能取得低漏报率，跟七普采取的新方法新措施密切相关。此次普查首次采用了身份证号码登记数据，并将公安机关的户籍数据和妇幼保健部门等行政部门的出生人数等记录与普查数据交叉比对，实现了数据的 “互通有无，查漏补缺”。

“比如有的人在公安户籍系统里边有，普查里没有……就要回来查找这个人，这样来回校对，使普查的数据质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他说。此外，电子化数据采集也提高了数据准确性。

翟振武提到，今年公布的总人口数超出预期，很可能与今年漏报率低有关。

2019年的年度抽样调查公布人口总数是14.0005亿 [4]。“按过去人口增长规律，一年净增长300至400万人，那么今年的数据应该是14.04亿左右。但目前公布的总量数据是14.178万，多了1000万人，比预计值高。” 翟振武认为，这是因为此次的漏报率特别低，“把以前年度调查漏的人都给网上来了。”

陈卫也表示，总人口数超出预期，是此次普查中他感到意外的两个数据之一。“这意味着过去十来年的出生人数被低估了。”

另一个让陈卫意外的数据是流动人口的骤然增多。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达到3.758亿 [6]，而2019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是2.36亿 [5]。“我印象里每年流动人口都是2.4-2.5亿的样子,一下子增加到3.7亿这么多，我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流动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定义，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包括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陈卫说，以往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进入平台期，增长趋缓，但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打破了这个规律。

对此，长期关注流动人口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评论认为，流动人口的数据还是被低估了，因为新冠疫情对于跨地区的劳动流动是一个制约因素。

陈卫则猜测，新冠疫情导致人口回流减少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具体原因还需获得完整数据后仔细分析。而等待统计局公布完整数据可能还需1到2年时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当前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这远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实现人口再生产。而一般来说，实际出生的子女数会小于平均理想生育子数，此次普查中，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仅为1.3。

陈卫表示，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女性的职业发展选择和性别不平等的状况也使生育率下行。

近20年来，陈卫一直在研究人口学的问题，尤其在生育率、老龄化、人口统计方法和人口预测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他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也是国内唯一的人口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生育率低下，老龄化严重的情况到底有多紧急？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以下是《知识分子》对陈卫的专访，行文有精简和顺序调整。

陈卫：基本判断是，中国开始进入极低生育率时代。

人口学界有三个界限，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2.1，叫低生育率；低于1.5，叫很低生育率；低于1.3，叫极低生育率。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跌入1.3，叫跌入低生育陷阱，就很难再回来。现在东亚、南欧和东欧国家就是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国家有回来的趋势。

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1.3，影响因素很多，有妇女人数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妇女生育年龄的推迟。

再就是年轻人群的生育意愿，应该是全世界最低的。像日本、韩国生育率这么低的国家，他们的生育意愿还是很高的，约2.5-2.6个孩子。西方也是这样。

只有中国是生育意愿都大大低于低生育率水平，意愿一旦这么低，比生育率低还要可怕。

因为生育率低还有现实的一些原因，但意愿那么低，将来即使有回升的空间，也很少。

知识分子：生育率极低，对于人口数量意味着什么？ 

陈卫：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会面临重大的人口转折。如果持续这么低迷下去，十四五期间很可能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都会是一个重大的人口转折，人口的正增长转向负增长，老龄化开始不断加速。

当然2020的低生育率跟疫情也有关系。疫情影响造成失业率上升，引起焦虑等。随着疫情的缓解，（生育率）可能会有稍微的回升，但鉴于当前的生育意愿这么低，风险还是很大，需要充分的应对。

知识分子：您预期中国什么时候人口会达到峰值？

陈卫：我们做过预测，借鉴了韩国和日本的参数数据。假设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如果生育率就1.3这么低的话，极有可能2023年（到达峰值），最晚也就2025年。是不是这个时候到，取决于未来几年能不能把握机遇，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家庭友好的政策和支持体系的建设等。

知识分子：1.8的意愿生育率是统计局的调查数据，那么是否有调查低意愿的原因？为什么生育意愿会这么低？

陈卫：2016年我们自己做过调查，在有代表性的6个省份调研3000多户，包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样本量应该算比较大的。

已经生过一个孩子的父母中，也只有30%的人愿意生第二个孩子，说明什么呢？一个是经济压力太大。现在住房成本、小孩的养育成本（高）。虽然义务教育不花钱，可是外面那些培训班、课外班，是非常大的成本。

成本高只是一方面。另一个原因是照料体系不健全。

中国没有普惠式的照料体系。70%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现在的爷爷奶奶可能50后的多一些，他们还愿意带，等到60后、70后当爷爷奶奶，他们的观念转变了，也不愿意（帮子女）带了，会进一步压低生育意愿。

此外，妇女的职业发展也有影响。我还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生一个小孩，从出生养到18岁，妇女需要中断工作六七年，损失折算成钱是60万，是很大的成本，我们称之为生育惩罚。这还只是机会成本，不包括养育成本。生育孩子会有这么大的代价，也是一种限制因素。

知识分子：两孩政策，包括双独两孩、单独两孩等，已实施了十年左右，您觉得达到目标了吗？

陈卫：个别年份是达到的。现在2020年普查出来的结果就是总人口比原先预期要多，它暗含的意思是，以往的生育很可能被低估了。比如2016年出生人数是1786万，按照六普、七普的总人口来看，可能那时（实际）出生人数会更多一些。

现在总的趋势好像没有符合（生育政策放开后人口明显增长的）预期，原因是二孩的上升被一孩的下降抵消了。如果只看二孩的（数据），上升挺明显的，但是一孩（数据）下降太快了。

根据初步估算，2014年到2019年这六年里，两孩政策使得大概1600万人多出生，效果还是可以的。要是没有这个政策，年度（出生人数）早就下降到1100万甚至1000万以下了。

知识分子：一些专家认为，二孩造成人口短时增长的 “堆积效应” 正在逐步消失，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陈卫：同意，两孩政策对70后、80后的妇女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年轻的90后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知识分子：对往后的生育政策您有什么建议？

陈卫：我建议尽快、立刻、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法律层面一些条例的修改都需要尽快去做，然后要取消任何对生育二孩、多孩造成障碍和限制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即使放开，效果应该也是有限的。应该说，政策已经不是影响中国生育的重要因素了，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观念的变化等其他因素。

知识分子：有专家提到，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如果达到7%是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是进入老龄社会，中国现在是13.5%，还有多久进入老龄社会？

陈卫：（只需要）一两年。从现在开始，中国进入了未来20年里最快的老龄化时期。

2050年后，老龄化（增长率）又会稍微下降一点，因为生育率比较低的时候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了。但本世纪后半叶老龄化都会在高位运行。

知识分子：老龄化对于社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卫：一般说来，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挑战。所以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要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才能应对老龄化。

但是我觉得不用很悲观，因为人类的技术创新是没法预料的，将来很多问题通过技术革新是可以缓解的，我还是有信心，通过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发展，能够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制版编辑 | 卢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