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速中国出生率下降，怎么办？
自2019年12月报告全球首例covid-19病例以来，这一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截至2021年5月，全球共报告超过1.7亿多例covid-19确诊病例，超过350多万人死亡。新冠肺炎大流行这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暴发一年后，随着更多的数据被汇编和分析，疫情对人口产生的巨大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除死亡率上升这最显而易见的人口后果外，新冠疫情也对生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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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教授 arnstein aassve等人在science 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后全球将迎来进一步的生育分化——在生育率已经非常低的高收入国家，经济衰退和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学校等公共服务的长期关闭将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与大流行有关的经济放缓和计划生育服务中断可能会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生育率水平和趋势，导致低收入国家农村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减缓。基于各国可得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aassve等人的这一估计正在部分变为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全球一半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更替水平的国家（联合国2017年），主要为欧洲、大洋洲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亚洲的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2020年，这些国家均出现了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后疫情时代全球生育水平区域分化进一步加剧。
而新冠疫情后，我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从2019年的1465万减少到1200万，下降18%，总和生育率也降到1.3的极低水平。笔者利用国家卫健委互联互通出生人口监测数据，分析发现年轻人群受疫情影响更为严重，2020年30岁以下妇女生育数量同比降幅最大，达23.6%，该年龄组生育的一孩数和二孩数同比分别下降22%和26%。
同一数据还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更多集中在第四季度，11-12月的出生同比降幅超过35%。其中，30岁以下年龄组的生育节奏严重放缓，11-12月同比降幅达30-40%。疫情同样加速了四季度的二孩出生下降，11月和12月二孩出生数量同比下降幅度达30%以上。年初疫情暴发对年末各孩次出生均造成较强抑制。
另外，其他低生育国家年度出生人口进一步大幅减少。
例如，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数量为87.26万人，同比减少2.9%，创历史新低（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韩国出生人口同比减少10%，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0.92进一步跌到0.84（韩国国家统计局，2021），再创历史新低。
法国最新人口统计报告也显示，2020年法国新生儿数量为74万，虽只比2019年减少1.3万，但出生数创1945年二战之后的最低水平。
2020年，意大利新生儿出生人数40.41万人，这是意大利连续12年出生率出现下降，比2019年减少3.23%，较2008年意大利新生儿峰值（57.66万人）下降了30%。
作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 2020年出生人数为360.5万人，比上年减少4%，连续6年下降，同时也创出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也降到1.637的历史新低。
大多数国家疫情暴发9个月后出生数量向下波动。数据还显示，在全球低生育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新冠疫情对生育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强，使得2020年11月后的出生数量持续向下波动。
为更加及时和便捷地提供各国疫情后的出生动态，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在其联合建设的 “人类生育数据库”（human fertility database）平台上，新增了 “短期生育波动数据库”（short-term fertility fluctuations data series）。
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人口学家 tomas sobotka 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 aiva jasilioniene 等人基于这一数据库的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11月和12月欧盟15个国家的出生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和8%，美国下降7.7%。2020年12月意大利的出生人数也同比减少21.6%。2021年1月，西班牙、俄罗斯和法国的出生人数分别下降20%、10.3%和13.5% 。2021年前几个月许多发达国家出生数仍在加速下降，预计这些国家出生数和总和生育率将创历史新低。
可以说，新冠疫情对世界人口发展的影响前所未有，不分国界地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造成了普遍和广泛的影响。
生育决策通常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例如是否做好了孕育子女的经济、心理准备、外部环境是否适宜孕育胎儿、家庭是否能够负担子女孕育养育的成本、如何平衡子女孕育与家庭工作的关系，等等。
新冠疫情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经济收入和未来的不安加强，推迟结婚和生育，进而影响未来出生人口，抑制整体人口增长。
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普遍的婚姻推迟导致出生率下降。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全球持续，导致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期性增加，人们组建家庭的意愿大幅降低和延后。据中国民政部公布数据, 2020年全国婚姻对数同比下降12.2%，尤其是一季度下降幅度达45%。2020年登记也是1970年以来韩国新婚夫妇人数最少的一年，同比下降10.7%。法国2020年的结婚人数下降34.1%，只有14.8万对夫妇结婚，而2019年和2018年分别为22.4万对和23.4万对。
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和失业恐惧上升。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估计，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下降了4.3%，而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仅下降1.7%，发达国家整体gdp萎缩了5.6%，发展中国家的gdp下滑了2.5%。
2020 年 5 月，加拿大失业率已达到 13.7%的历史高位（2 月份为5.6%）。挪威失业率在 3 月和 4 月疫情高峰期也已达到历史新高（10.4%）。奥地利出现了自 195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就业下降，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就业市场至少需要 5 年才能完全恢复。美联储预测2020年美国失业率将保持 9.3%，且其中 42%的失业将是永久性失业。疫情对年轻人就业的打击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显示，全球参加工作的18～29岁人口当中，有17.4％因疫情而失业或歇业。
由于失业导致收入损失和未来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在金融形势好转之前，建立或扩大家庭规模的计划更有可能被暂停。严重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将导致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基于28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当失业率上升时，生育率显著下降，而且经济衰退期间，失业对生育行为的负面影响会扩大。
美国学者使用2013-2018年美国生命登记数据、2003-2018年州失业率分析发现，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州出生率下降较大，而且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出生率将降低1.2%。在此意义上，本次疫情后各国出生数的下降，似乎更应被视为经济衰退引起收入下降导致的后果。
尽管低生育国家大多出现了出生数量的下降，但各国危机前的经济、人口和政策背景不同，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各国生育的影响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调查显示，在家庭支持政策较完善的国家，生育意愿降低的幅度相对小。
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进行的疫情前后生育意愿调查显示，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青年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儿童保育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均较差，且疫情前儿童保育服务对祖辈的高度依赖由于社交隔离的政策无法继续，导致这两国年轻人更倾向于放弃生育计划——意大利和西班分别有36.51%和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放弃了原有的生育计划。
在家庭政策较为完善的法国和北欧国家，疫情对生育的影响相对较小，生育的下降幅度相对较缓，丹麦、芬兰、荷兰和挪威的出生率在12月之前保持稳定。芬兰在疫情后甚至出现了逆势增加，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期间出生增加了1.9%至10%。
德国也是少见的疫情生育率上升的国家之一。从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德国出生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0.8%。目前德国的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1.59个孩子，在欧洲处于中游水平，但与处于欧洲生育水平后排的过去相比有较大提升，这与近十多年来德国实施慷慨的育儿激励政策和向妇女儿童友好型社会环境转变有着紧密联系。
2007年德国引入带薪育儿产假制度和基于收入的14个月父母津贴，并为休产假的父亲留出两个月额外假期。德国政府还投资扩建儿童保育配套设施。2013年开始，德国所有1岁及以上学龄前儿童都拥有了获得公共托儿所名额的合法权利。儿童托育服务和育儿假福利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儿童入托率和父亲休育儿假的比例，托儿所的覆盖率提高到了35%，德国父亲休育儿假的比例从十五年前的3%提升到35%，这部分缓冲了疫情的影响。
但也有专家认为，部分国家出生数量的增加也有可能是由于其2019年的生育率已创历史新低所致。
历史研究证明，高死亡率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一年后生育率会逐渐回升，以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例，瑞典、挪威、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在流感疫情爆发后生育率下降，此后 1-5 年开始上升，迎来了 “婴儿潮”。但历史上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饥荒、流感、大萧条、战争等灾难性事件后反弹至期初水平，原因在于当时结婚率高、现代避孕技术尚未普及、非婚比例和初婚年龄都较低，灾难性事件对生育率的抑制是短暂的，社会经济稳定后就可以回升。
但是，以往流行病对生育的影响结论，对于我们判断本次新冠疫情后生育的变动趋势能提供的借鉴将较为有限。
当前与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非常大差异，不同国家的生育率转变阶段也非常不同。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经济、科技和教育空前发展，现代避孕措施快速普及以及新生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婚育时间不断推迟、生育期缩短，非婚比例不断攀升，世界生育率下降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蔓延和深化。东亚、南欧和中欧、东欧和东南欧部分地区甚至处于1.0-1.4的超低生育水平。低生育背景下新冠疫情对生育的负面影响会更加被放大。
近年来，虽然有sars、寨卡病毒和埃博拉影响生育率的案例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新冠疫情对人口的影响与这三种疾病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新冠疫情更多对老年人产生影响，而育龄群体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相对较低，低儿童死亡率导致所谓的补偿生育也相应较少。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过去在战争、经济危机和灾害后曾出现的婴儿潮，可能不会在新冠疫情趋势得到好转之后发生。
迄今为止，关于新冠疫情对当前和未来生育趋势影响的证据仍非常有限，人们关于本次疫情对生育影响的认识还严重不足。随着疫苗的提供、公共卫生实践的改善、社会行为的变化以及群体免疫的前景，新冠疫情对人口的影响似乎正在慢慢减弱。但变异病毒的出现和传播扩散，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再次出现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对未来的不安并未消除。
因此，仍需持续了解这一重大流行病对生育的影响机制、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等。而每个国家的识字率、计划生育率、疾病传播率、死亡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国出生和生育的预测轨迹会有所不同。对变动轨迹的预估也高度依赖各国出生登记和生命登记数据收集。世界各国也应根据自身情况积极调整相关政策，通过相关政策缓和新冠疫情对社会和家庭的不利影响。
疫情危机与我国生育下降的长期趋势叠加，对我国婚育的抑制性影响既全面又广泛，加速了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的下行。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政策努力非常紧迫。
要加强对生育态势的密切监测，深化疫情前后的生育意愿研究，短期要千方百计保就业，增强群众的收入预期，降低生活的不确定性，缓解家庭的生育焦虑，使因疫情而短期推迟的生育计划得以实现。中长期要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推进性别平等，减少就业等方面的性别歧视，通过建立价廉质优的0-3岁孩子的普惠托育服务系统，缓解家庭工作冲突, 落实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民生政策，切实破解 “不敢生” “生不起” “没人带” 等问题，减少人们生孩子的后顾之忧。针对低龄育龄妇女生育下降大的情况，提倡适龄婚育，营造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通过政策合力使中长期生育率的下降态势得以缓解，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