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是如何爱国的
注：本文来自公号“九号院”。
“今日美国红十字会副会长swift（指 ernest swift）特电告适，谓得香港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因内部风潮被迫辞职……此实为中国最大不幸之消息云。”
1941年2月7日，闻此“不幸之消息”的驻美大使胡适致电陈布雷，并请他转给蒋介石。胡适称自己“不敢缄默”，并且“特请公留心此事，勿令群小把持，破坏我国红会在海内外辛苦造成之荣誉，国家幸甚。”
据胡适电文，美国总统罗斯福已批准美国红会向中国提供医药救济物资，价值大约500-750万美元。负责物资接收和发放的中国红会“近年在国外之信用与声誉，实由林可胜在科学界素负重望，又其办理救护事业勤劳清慎，实足令人敬服。”
蒋介石很快给胡适回了电，表示会留任林可胜，但也“告诫”胡适不要过多干预这件事。
被告诫不要多管闲事的胡适却来劲了。他给蒋介石回了封长电，把蒋来电中提到的林可胜的“罪状”逐一怼了回去。胡适重申“林为中外人士所器重”，并且“此事关系美红会700万金之救济工作，实甚重要。”
接到这封电报后，蒋介石开始亲自过问林可胜的事情。他先是托时任经济部长翁文灏劝慰林可胜“务必不要辞职”，随后又在会见林可胜时当面宽慰他“对彼个人虽有许多告讦，但并不怀疑”。
引起蒋介石与胡适“唇枪舌剑”，搅动中美关系时局，这位林可胜恐怕在上世纪40年代是位风云人物。
不过，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20年前纪念林可胜的文章中曾颇有些不平的写道：“林可胜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但他基本上不为中国大众所知道，甚至也几乎为中国生命科学界遗忘了。”
林可胜是谁？他为什么不应该被遗忘？我们现在想起他又是因为什么？
01
1893年，黄遵宪到新加坡担任总领事近三年，饱受痨病之苦，已准备向清政府辞职“回国等死”。不过，他忽然听说了一位当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医生兼通中外医术。黄遵宪决定前往一试。
黄遵宪运气不错，碰上了林文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不仅体力逐渐恢复，而且痨病的症状也逐渐消失。欣喜之余，黄遵宪给林文庆送了块匾“功追元化”，赞其是“当代华佗”。康复的黄遵宪1894年底回到国内，并在第二年投身到了维新变法运动当中。
1905年，黄遵宪病逝。这一年，“救命恩人”林文庆痛失爱妻。当时，林文庆的大儿子林可胜年仅8岁。父亲将他送到苏格兰，托老朋友照料。
父亲后来的人生经历高潮迭起。辛亥革命后，他受老朋友孙中山的邀请出任临时政府卫生司司长，并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1921年，又在陈嘉庚的邀请后，出任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并执掌厦大16年。
远在英国的林可胜虽然错过了这一切，却开始了自己成为顶尖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学生时代的林可胜，展现出了惊人的科学天赋。从1919年到1924年，林可胜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先后获得了医学和化学双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生理学博士学位和科学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
在此期间，林可胜于1922年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简称cmb）申请过专项奖学金，并表达了回国服务的愿望。林可胜的学术背景一下引起了cmb代表顾临的注意。
英国著名生理学家沙佩-谢佛在给顾临的信中对爱徒不吝赞美，而他其实早已将林可胜聘为高级讲师（相当于协和的襄教授），并称“我看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创造性的工作。”
1924年7月，林可胜正式入职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系客座教授，待遇参照襄教授，年薪8200元。虽然待遇不及预期，但没有影响林可胜的工作热情。在协和上任后，林可胜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1、多管齐下，增强生理系的教学科研、队伍；
2、教学改革，吸收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担任助教；
3、争取一切机会，改进生理系设施条件；
4、始终将科研作为重心，以课题研究培养人才，追求高水平、有创见的研究；
5、培养人才，包括冯德培、张锡钧等我国著名生理学家都曾跟随林可胜学习。
林可胜来到协和很短的时间里，就全面展示出了其过人之处。
教学方面，彻底改变了之前没人爱上生理课的局面。著名放射学家荣独山回忆：“林教授讲课生动易懂，实验安排妥当，示范操作有效，学生学有收获，而且心情舒畅，各个都能顺利学好这么课程。”
林可胜还组织创办了中国生理学会和英文版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这本杂志当时在国际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饶毅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当时英国的生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埃科斯，就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
中科院院士、生理学家王志均曾谈到：“中国生理学会的成立与《中国生理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我国的生理学由萌芽飞速地进入近、现代水平，成为我国生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依托协和的国际级平台，林可胜个人的科研也突飞猛进，是当时能够开展高水平科研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
从加入协和到抗战爆发前，林可胜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胃肠道生理和神经生理领域。他发现的肠抑胃素，是华人科学家发现的第一种激素；而他的区分外周和中枢阵痛的实验，至今仍被认为是阵痛研究的经典工作。
在林可胜的带领下，协和生理系很快赢得了国际声誉。这自然让协和管理层非常满意。他们在1925年炒掉了原来的系主任，正式任命林可胜为生理系系主任，并于1927年晋升其为正教授。林可胜也是协和医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
然而灾疫来临，平民百姓手无寸铁，科学家手中的知识会忽然拥有拯救苍生的力量。林可胜毫无犹豫挺身而出。
02
林可胜祖籍福建海澄（今福建省龙海市），和父亲一样都是在新加坡出生。他8岁就被送往英国，并且取得了英国国籍。但林可胜却有着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情感。
加入协和后，林可胜非常注重培养中国自己的教师，多次向校方呼吁应该使中国教师逐步得到晋升，让优秀者能够进入领导岗位；同时，林可胜的视野甚至覆盖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在1930年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做会长致辞时，林可胜指出，医务工作者必须要考虑能为最广大的农村人民服务。
不只是教育教学方面，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中，林可胜也一点不含糊。
1925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后，林可胜两次与协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而且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救援示威活动中受伤的学生和市民。为此，英国公使专门派人找协和校方抗议，甚至以他的英国护照相威胁。
林可胜对此的回应是，他创作了反应英国人对租界华人实施暴行的漫画，并跟学生卢志德一起上街去四处张贴。
当时在科研教学与爱国运动中，前者仍然是林可胜的重心。然而当战争来袭，林可胜毅然放弃了自己在科学领域所拥有的一切。在科学史上青史留名，对林可胜来说，可能远比不上救助自己的四万万同胞来得更重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于次年进一步侵犯华北。为了能救援受伤的抗日将士，林可胜在协和发起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林可胜亲自设计了救护队的各种用具、服装、运输工具，并组织了严格的战地救护训练。
救护队一成立，协和医学院就有40多位学生加入。救护队队长由生理学习助教卢志德担任，下设三个排，由李文铭、容启荣、邓家栋、彭大谋等人先后担任排长，俞焕文任司务长。参加的同学包括：
1933级陈国桢、周寿恺、瞿承方、方先之、黄家驷、黄克维、李洪迥、汪绍训、吴瑞萍等15人；1934级赵以成、周裕德、张发初、周金黄、李鸿儒、许英魁、樊海珊、黄祯祥、墨树屏、童村、汪凯熙、王季午、范日新等19人；1935级张光壁、黄仁若、马家骥、马万森、苏启桢、宋杰、曹松年、王世浚等8人；1936级范乐成、冯应琨、熊汝成、梁炳彝、余新恩、许天禄等6人。
九一八事变后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将军，曾到协和医学院检阅过这只医疗救护队，并给予了鼓励和嘉奖。长城抗战时期，救护队在古北口、喜风口、多伦等开设诊所手术室，救治前线伤员。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可胜走上了最前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主任，并于1937年组建了救护总队且任总队长。这个救护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和后方的各部队医院协助医护工作，筹办各种医药器材，组织运输队以运送药械和伤病员，协助当地的民众进行救护工作。
林可胜的救护工作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从1937年到1939年，林可胜直接组织大批医疗队派往各地。而他前期在协和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医疗救护队，成了这批医疗队的中坚力量。比如汪凯熙率领的第一外科手术队负责陇海线一代的医疗工作，张先林、周寿恺率领的第三外科手术队则在长江流域服务。
像这样的医疗队先后向各战区派出了八十余队。但林可胜很快发现，随着战事扩大，仅靠医疗救护队力量明显不足。于是，林可胜的救护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大致从1939年到1944年初，林可胜组建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担任所长。这个训练所主要是为各级部队培训医护人员。这个培训所从长沙开始，辗转祁阳、桂林，最终落脚于贵阳郊区的图云关。
包括图云关训练所以及后来设于各地的分所中，同样有大量协和医学生参与其中，担任训练教官或分所主任。
图云关训练所开始是以集中训练为主，各战区选派优秀军官到图云关接受培训。但战事扩大后，交通不便，集中训练困难重重。于是，林可胜于1941年派人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分所。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发现，当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已经开始关心林可胜遭遇污蔑攻讦的时候，林可胜依旧奋战的抗战救援前线。他带领医疗队还在1942年还援助了来华抗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领导的远征军，并因此获得了美军的高级勋章。
1942年4月28日，林可胜被一致通过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在他当选的理由中这样写道：
中国生理科学的先驱，把所领导的生理系保持于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位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对之贡献，建立了中国生理学会，以及把现代医学和外科学应用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杰出能力。
03
1944年初，林可胜终于被红会“清除出局”。美国、英国的朋友纷纷帮助他联系工作机会，但林可胜最终加入了美国医药援华会，重新回到国内战场。
1944年底，林可胜被重新任命为军医署长，恢复了对战地救护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与此同时筹划成立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并委托其学生冯德培来具体负责实施。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军医学校合并，组建了上海国防医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但此后没多久，林可胜便辞去所有职务赴美，重返阔别12年之久的实验室。像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一样，继续为人类更长远的福祉而奋斗。
1965年，林可胜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期，华裔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还有物理学家吴健雄（1958年）、数学家陈省身（1961年）、应用数学家林家翘（1961年）、物理学家李政道（1964年）和杨振宁（1965年）。
林可胜于1969年去世。晚年的林可胜依旧关注的中国生理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邹刚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现了吗啡阵痛的脑内作用部位。这在当时是领先世界的成果。林可胜在自己的英文文章中引用了邹刚等的成果，把他们的工作介绍给国际科学界。这对于世界认可这项来自中国的成就起了重要作用。
今天，虽不再有战火硝烟，但病毒制造的瘟疫再次召唤着处在人类知识顶端的科学家们。在科学史上青史留名和拯救黎民百姓之间，科学家们再次需要作出抉择。
曾经人们感叹，林可胜这样的顶尖科学家被遗忘了。其实没有，而且我们今天重新想起林可胜也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真正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人类福祉而全力付出的科学家，终将在未来的历史中被长久的记忆、想起。
历史有时候看上去像是任人打扮的傻白甜，但在筛选真正的英雄方面，历史从未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