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大学导师被举报猥亵,高校性骚扰为何一再发生?
许多受害者选择不发声
在北大医学部性骚扰事件曝光后,7月12日,复旦大学学生举报国务学院老师的证据帖又在网上流传,这次举报有多个举报人,跨北京上海两地。而在7月初,还有一名中山大学学生,举报某杨姓青年教师对其实施性暴力。目前,这两起事件校方正在调查处理。
今年早些时候,南开大学三名教师被不同受害者分别举报,5月中旬,校方对三名教师进行了处理。其中一名被撤职,其他两名分别受到记过和诫勉行政处分。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关于高校性骚扰,不同研究因为统计范围、对象、对性骚扰定义的差别,得出了不同的统计结果。
国内的调查相对较少。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于2016 年发布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35.1 %的大学生遭遇过性骚扰或性暴力。一项针对北京高校的研究则发现,接近六成的学生受到过性骚扰。
2017年,广州性别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校大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近7成的受访大学生遭受过性骚扰。不过,这次调查对性骚扰的定义相对宽泛,且没有限定遭遇性侵的时间段,所以数据会高于其他研究。
从整体来看,全世界的高校校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问题。2015年,美国高校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司法部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报告显示, 27 所美国高校在校本科生中,约有23.1%的女学生和5.4%的男学生受过性侵。[1]
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nus)专门进行了一项高校教职员工性行为不端的研究,采访了1839名在校和已毕业学生。这项研究发现,12%的已毕业学生被迫和教职员工进行了非自愿的性接触,八分之一的在校生被曾被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摸过。而且侵害者和受害者间,有明显的性别和权力不平等。[2]
大部分的侵害者都是学者而非其他工作人员,而且研究生受害者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本科生。六成受访者表示侵害者是男性,13.5%的受访者表示侵害者是女性。15.6%的女性报告自己曾被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摸过,是男性报告率的一倍多。[2]
或许有人觉得,自己所在的高校环境并没有如此多的性骚扰。然而,这可能是因为大量的受害者没有发声。
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43.8%的学生对性骚扰的态度是 “不主动解决”。至于沉默的原因,很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认为“不认为骚扰者会因此而受到惩罚”。[3]
旁观者可能难以想象发声的难度。毕竟不是自己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会把情况想得太轻松。
中国政法大学一项对七所普通高校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未经历过性骚扰的学生,都认为遭到性骚扰的学生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抵抗,只有4.3%人选择 “当作没发生,忍气吞声”。然而实际经历过性骚扰的学生,有33.6%都选择了沉默。[4]
尤其在权力落差明显时,期望受害人 “直接了当地拒绝” 可以说是一种苛责。
高校教师有着掌握学生学术生涯的权力,甚至可以左右学生是否能够顺利毕业。而受害者缺少反击手段,还要担心不能破坏和导师的关系。2014年厦大性侵案中的受害人,曾对教师吴某在论文指导时的一再肢体骚扰愤怒反抗,但之后还要回去道歉。[5]
在最近这名北大医学部女生的自述里,也记录了导师种种权力操控手段。在选择导师之前,她的导师就大肆渲染换导师的难度,还暗示 “只要导师想,可以弄死你”,还许诺将来可以读他的博士做博后,在实验室工作。每次猥亵,导师也都是借着讨论科研进展,或者开组会的名义把女生找来,让她无法拒绝。
法律和政策的缺位
国内应对高校性骚扰的法律和机构上有许多不足。从法律层面来说。“性骚扰” “高校性骚扰” 在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文本中缺乏明确的定义,更没有详细的立法式列举。这导致处理高校性骚扰问题时,没有统一的判准标准。
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明确将禁止性骚扰写进了法律条款,但只是属于 “叙述性立法”,仅仅是一个宣誓性的规定,没有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6]
从制度上讲,国内各大高校都缺少专门应对性骚扰的处理机制,尤其是缺乏投诉机制,更没有单独的处理机构。
国家教育部曾经印发过《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宣称对涉性骚扰教师零容忍。
然而这仍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在对涉事教师的处理上,最终还是要 “通过学校指导督促学校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校方仍然握有很大的处置空间。[7,8]
2018年,北大曾在教授沈阳性侵高岩旧案曝光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并在两天后对《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进行专题讨论。相关领导强调 “下一步要抓紧在师生中征求意见…… 尽快推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落实”。然而,这份建议稿的后续讨论再没有在媒体上出现。[9]
相比之下,更早面对校园性骚扰的欧美国家有着更完善的制度。
在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简称title ix)规定,每个学校都需要制定自己的反性歧视政策,并有自己的协调员。以负责协调学校遵守title ix 并监管关于性歧视的投诉,解决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每个学校都要告知学生提交有关性别歧视投诉的步骤。[10]
以哈佛大学为例,其title ix 办公室和争端解决办公室每年会发布一个联合报告,包括团队介绍、title ix的教育、培训项目与数据,以及争端解决的数据与分析等内容。无论从法律还是政策上讲,美国高校的反性骚扰措施都是比较完善的。[11]
2000年后,美国各高校的反性骚扰政策已经相对完善。有调查显示:97%的大学都有正式的反性骚扰政策。几乎每个高校学生,都能在官方网站上查到学校的相关政策、自己的权利、处理各种问题的程序以及相关机构的ag凯发真人的联系方式。反观国内,少有高校能够做到。[12]
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该校的学生如果受到性骚扰,可以选择报警,或者向防止性骚扰和歧视办公室(ophd)举报,有匿名和秘密举报两种选择,由title ix 专员受理并实施调查。
匿名举报只暴露侵害人的信息和恶行,秘密举报则是受害人在有保密义务的机构,由保密专员的协助下完成报告。
受理申诉后,title ix 专员要判断案件是否违背本校《性暴力与性骚扰政策》。若违规,先要尝试在受害人同意下采取调解等措施。否则将启动60天的调查,形成详细书面报告,过程要全程书面通知各方。
下一步,若案件触犯刑法则联系警察,否则专员会将报告转交给相应纪律负责部门,根据相关条款进行处置。
高校性骚扰定罪有多难
在北大医学部举报女生的自述中,取证成了阻碍调查的最关键因素。学院领导一直要求她给出进一步的证据,否则没法进行调查。
然而,性骚扰,尤其是导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取证难度极大。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薛宁兰的说法,高校性骚扰和公共场所性骚扰不同,具有隐蔽性、反复性、多发性。隐蔽就代表很难被其他人发现,也就难以获得证据。
就像北大医学部举报女生质问的那样,“在导师对学生的不对等关系中,在反锁房门,没有监控的教师办公室,一个受害者如何拿出证据”?在复旦举报女生的案例里,教师则是约去了学生封闭的茶室包间。
但这只是性骚扰取证的诸多问题之一。
在多次接触中,受害者或许有机会录下几次音频,保存一些有侵害者露骨色情发言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下一个难关是,按国内的标准,这些作为证据并不足够。要证明性骚扰的发生,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
在澎湃新闻一篇报道中,律师邢鑫就表示 “性骚扰等行为确实存在取证困难。类似于暧昧短信、情书能作为法律上的有效证据,但被骚扰者如要全面充分举证性骚扰事实,应进一步举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如进一步提供现场录音、录像、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13]
复旦举报女生的曝光贴里,也强调了证据链和关键证据的重要性,“向学校呈递了完整的证据链,只是由于取证困难缺少性骚扰发生当下的关键证据。幸运的是,2017年和2019年z老师在北大的受害者却将证据保留至今。”
不仅证据收集难度极大,性骚扰的举证责任,也几乎都落在了举报方身上。现在国内的性骚扰案件仍然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的 “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要求原告方举证,可性骚扰的取证难度摆在那里,因此性骚扰案少有胜诉。相反,被告却不需要花力气证明自己没有进行过性侵。[14]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侵害者往往比受害者更愿意上法庭。因此,法律机构可能会花更多精力注意侵害者可能提出的反诉,而不是对受害者负责。[15]
徐刚案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被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王敖举报性侵多名女学生后,身在美国的徐刚在深圳罗湖区法院以名誉侵权为由,对王敖提起了民事诉讼。[16]
这场反诉的处理非常曲折,经历了一审-申诉-发回重审-再一审的过程。直到今年5月,经过四年诉讼,罗湖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徐刚全部诉讼请求。[17]
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一些欧美国家的处理对性骚扰举报者要友好很多。虽然性骚扰取证仍然是难题,但举证责任上的平衡给受害者减轻了不少压力。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高校在性骚扰举证责任问题上,普遍采用证据优势标准,原告方的证据只需要获得50%以上的认可,就可以判定被告方性骚扰成立。按照这个标准,被告方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为自己辩护,这对原告方会公平很多。[18]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政策有所变化。但耶鲁大学等高校仍然声明站在性骚扰举报者一边,继续沿用证据优势标准。而在欧洲与加拿大,举证责任分配比美国更加照顾举报性骚扰的一方。[19]
在法律途径之外,一些高校还建设了类似社工组织的支持网。比如普林斯顿的share,为学生人际暴力和虐待(包括性骚扰、性侵犯、约会/家庭暴力和跟踪)受害者提供危机应对、支持、短期咨询、宣传、教育、转介等等服务。
如果学生不想通过法律或者申诉渠道惩罚侵害者,这类支持网可以为学生提供救济。通过转介服务,向校内或社区内的其他机构寻求帮助。
比如换导师这件事,在北大女生这里,工作小组坚持没有证据就不能换导师,没有导师就要退学,这是学籍管理部门的要求。而普林斯顿的share系统与学校的各部门都有联系,不仅可以申请转换导师,甚至可以和社区及公益组织申请在校外找到安全的住处。[20]
相比国高校对性骚扰问题的全面考虑和细致应对,大部分中国高校在反性骚扰这项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制版编辑 | 姜丝鸭